首页|新闻|图片|评论|共青团|青年之声|青春励志|青年电视|中青看点|娱乐|财经|舆情|教育|第一书记网|地方|发现|游戏|汽车
钱穆对中国路径的探索

发稿时间:2011-08-01 16:07:00 来源: 中国青年网

  先父宾四先生(1895-1990)生活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西文化思想激荡的时代,主张“新中国之新文化则仍当从旧中国文化中翻新”,并坚信中华文化可对人类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的学术进路全然围绕传统学术展开,却又能体现现代学术精神。早年,他曾以《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歆父子年谱考》而享誉学界,以后又对应于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撰写同名专著。抗战期间,他的《国史大纲》与《中国文化要义》表现了他独特的中国历史观与文化观;以后又集多年工夫撰写了《宋明理学概述》与《朱子新学案》,借对宋明理学的阐发以表达其关于中国文化的理想。凡此都表明,他是以传统文化与传统精神,走出一条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道路。光明日报国学版刊发有关文章,推动研究。谨表谢意。

  ——钱 逊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猛烈冲击东方。在众多中国人丧失文化自信心的年代,少许深邃的思想家、学问家却没有随波逐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坚定的守望者,钱穆(1895-1990)便是其中之一。他终其一生都在探讨中西文化的优劣,揭示中国文化的独特路径,为中国文化“正名”,“为故国招魂”(余英时语)。由此建立起独特的文化史学体系,使他在20世纪的学术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文化类型说

  近代以来,许多人将中西文化的差别理解为线性进化过程中的高低阶段不同,将西方文化视为进步的象征,将中国文化视为落后的代表。这种思想的逻辑前提,是相信各民族、各文化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历史规律”,相信人类历史沿着同一种轨迹演变。事实并非如此。

  钱穆把世界文明分作西方型和东方型两类,前者指环地中海的埃及、巴比伦、爱琴、希腊、罗马及所波及的欧洲全部,后者指华夏中国及所波及的朝鲜、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罗等地。西方文明务于“力”的争斗,东方文明务于“情”的融合。西方文明是以转换为特点,在各区域民族之间转相更替,总是后浪覆盖前浪,很少继承;东方文明则以扩延为特点,周边民族都被中华文化同化,绵延千年不绝。这两种类型平行发展,互不冲突,交流甚少而各有偏重。类似的看法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早已言之,但梁漱溟的论证是从哲学研究入手,而钱穆的论证则是从历史研究入手。

  钱穆指出,最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是“历史”。因为历史包括了一切,是客观的、实际的。历史不断地在变,尤其是近百年来更甚。但是如果单以近百年来的历史来代表中国的文化,还是不够的。因此,必须要以长时间的历史来衡量、讨论、比较,才能对中国文化有所认识。由此可见,钱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在一个更加客观的立场上展开的,因而较之梁漱溟更有说服力。

  在此种思考框架下,钱穆处处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进行对照研究。他说,希腊与罗马是两个不相衔接的异质文化;而从先秦到汉代,则是浸染弥漫、直接相承的文化庚续。蛮族与罗马帝国,文化本不相同,所以歼灭罗马帝国之后,必得另起炉灶;而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早就深受中华文化的熏染,所谓“五胡乱华”只是中国社会内部的波澜,隋唐帝国重建统一,所承袭的北朝文化也是汉化后的北方文化。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即陷入黑暗时代,而中国则不然。中国由秦汉至隋唐,其文化的一脉相承昭然若揭。宋明理学既是佛教革新(即禅宗)的结果,又是门阀社会破灭的结果,是平民思想的新气象,与西方中古时期的教会文化完全不可类比。

  他认为,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的郡县之制,根本不足以谈“封建”。中国的皇帝制度以平民社会为基础,并无特殊的贵族阶级;中国历代的封君少、地位受到限制,地主与农民之间实为经济契约关系,根本没有西方式的采邑地主。所以,两千年的中国实在不能称为“封建社会”。自秦以下,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经济地域逐次扩大,文化传播逐次普及,政治机会逐次平等”,这对于不少学者(尤其是西方人)把中国社会视为长期停滞的观点,无疑是一大反驳。

  “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中国的政治组织与中国的地理环境、学术思想相协调。在“大一统”的氛围中,中国人没有感到空中天国的必要,所以没有形成西方类型的国教。耶教的推行,正是由于欧洲人无力建造合理的新国家,人间幸福无望,故而转向上帝。中国在隋唐时期,虽然佛教流行,但中国人继承的仍然是孔子、董仲舒一脉相承的文治思想,根本没有出现政教合一的局面。西方有残酷的宗教屠杀,中国则没有。禅宗的流行,与西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差不多,是中国化的文化。

  钱穆发表这些观点时,流行的主流史学方法是实证研究,流行的主流观点是西方认同论,即拿中国历史比附西方历史的简单粗糙的进化论。这种线性进化论者认为,中国仍停留在西方的“中古时代”。钱穆在抗战的播迁流离之中,以满腔爱国热情讲授中国通史,“于客观中求实际,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国史大纲·引论》),不仅在学术方法上克服了通与专的冲突,还展现出极大的学术勇气和思想自信。

责任编辑:Sanming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粽香情浓话端午

扫描二维码进入

“青年之声”微信

扫描二维码进入

中国青年网微博

扫描二维码进入

"畅想星声"全国大学生

网络歌唱大赛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