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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四书五经

发稿时间:2018-07-04 12:21:00 来源: 国学大师网 中国青年网

  ●“六年私塾”奠定国学基础

  1936年10月,经不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坚决要求,毛泽东一连几夜,叙述了他自幼年的人生经历。他说:

  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

  对这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曾这样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

  对于每一位当今中国人而言,无论他多么时尚,也无论他甚至连一句“经”都没读过,但对“四书”、“五经”这些词儿,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据《礼·互解》及《庄子》记载,“经”原本有六部,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后来由于秦始皇焚书,《乐经》散失,仅存《乐记》一篇,被并入《礼记》之中,于是成为“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起,五经就被规定为科举用书,一直沿用到清末。

  “四书”的确定,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之功。他在实际教学中,为了完善儒家学说,建立系统的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在原有五经的基础上,把《论语》、《孟子》也提升到“经”的地位,再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之为“四书”。

  关于朱熹编注四书,朱自清先生有这样一段概括的话:“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

  由于四书五经比较艰深,成年人理解起来也比较吃力,更别说刚入学的孩童了。于是,在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儿童启蒙用书——“蒙学”。旧时村塾蒙学最普通的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此外还有《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

  据记载,毛泽东在初入私塾时,先读的就是这类蒙学教材。这类书,用简短的骈俪句式,且多押韵,儿童读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既能识字,又长知识,以至终生不忘。其中传达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等,活泼鲜明,通俗易懂,因之在民间广泛流传。所谓“读了《增广》会涉骂,读了《幼学》会讲话”,因为《增广》多谈世态人情,《幼学》多词汇典故。这些书的内容虽同属封建文化的范围,不免宣扬封建思想意识,甚至还有庸俗无聊和迷信荒诞的东西,但在识字、传授基本知识、进行生活教育和端正道德规范方面,还包含不少有益的成分,是不可一笔抹杀的。这种蒙书在中国文化传承过程中,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王应麟编纂,明清两代续有增补,全书共376句,包括天文、地理、典籍、历史、人物以及社会人生种种,简要赅博,便利记诵。章太炎说:“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辑《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

  作为封建社会的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的确是编得很高明的。书中故事,贯穿孔孟儒家思想,但也有许多劝勤教俭,鼓励读书,传授学习方法的内容。如关于儿童教育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关于读书方法的:“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还有盛赞家贫而苦读者:“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三字经》中的许多句子,即使没有读过的人,也耳熟易解,可以顺口背出几句。

  《幼学琼林》成书于明末,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简明通俗小百科,也可说是民间常用的成语典故小词典。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朝廷制度,名臣武将,文事科第,人情世故,家庭婚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艺,以至鸟兽花木,神话传说,无所不包。人们生活中惯用的词汇格言,习惯常见的成语典故,不论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在书中大都可以找到,所有这些都以对仗联语表之,其中释文尤为简练恰当。短者才几字(“无言曰缄默,息怒曰霁威”),长者也不过20多字(苻坚自夸将广,投鞭可以断流;毛遂自荐才奇,处囊便当脱颖)。全书联语不下一两千条。

  比如:“沧海桑田,谓世事之多变;河清海晏,兆天下之升平。问舍求田,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平空起事,谓之平地风波;独立不移,谓之中流砥柱。”

  “彼此不合曰龃龉,欲进不前曰趑趄。事有大利,曰奇货可居;事宜鉴前,曰覆车当戒。小过必察,谓之吹毛求疵;乘患相攻,谓之落井下石。管中窥豹,所见不多;坐井观天,知识不广。”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此魏征之对太宗;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此子产之讽子孔。刎颈交相如与廉颇;总角交孙策与周瑜。范仲淹胸中具数万甲兵;楚项羽江东有八千子弟。李义府阴柔害物,笑里藏刀;李林甫奸诡谄人,口蜜腹剑。”

  “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当知器满则倾,须知物极必反。为善则流芳百世,为恶则遗臭万年。彼此不合,谓之参商;尔我相仇,如同冰炭。”

  这里面,有词语的解释,有典故的介绍,有成语的运用,又蕴含着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道理。采用对仗的联语形式,不仅有助于记忆,也有助于学习吟诗作赋。

  上面引述的一些成语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车之鉴、坐井观天、兼听则明、口蜜腹剑、物极必反等等,在毛泽东的文章讲话和诗词中都可以找到。

  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毛泽东提出“耕三余一”的口号,这在《幼学》中为“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几遇荒有备”。“泥丸可以封函关”中的“泥丸”出现在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中——“乌蒙磅礴走泥丸”。而“吴刚伐月中之桂”的神话典故,则出现在毛泽东的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对《增广贤文》毛泽东也是熟悉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后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等等,这些话或见于毛泽东的文章著述,或常出现于他的口头谈话中。

  总之,毛泽东对“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活中读枯燥难懂的儒家经典是非常反感的,但也正是这六年,使他学会了阅读、写文章,给他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毛泽东对《论语》烂熟于胸

  今日中国,随着于丹教授《于丹〈论语〉心得》在大江南北的一纸风行,街头巷尾,男女老幼,大有“开口便谈《论语》”的势头。

  儒家经典是国学的核心。儒家经典,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四书五经。而《论语》是四书之核心。所以,薄薄的三万来字的《论语》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旧时代,在长达两千年的时期里,《论语》被指定为士子科举考试的“必考教材”,所以旧时代读书人从很小时就开始攻读背诵《论语》。

  毛泽东出生时,正是清朝末年,那时科举还没有废除。他从8岁时开始,每天读的就是以《论语》为主的儒家经典。和今天的孩子比较而言,可以说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是“很早”就接触了“国学经典”,自然他的国学基础是非常深厚的了。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汇编作品。因为这部核心的国学经典中,记录有孔子逝世后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言行,所以其编撰者不可能是孔夫子。

  那么,《论语》的编撰者到底是谁呢?历来有多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泛指孔子门人为编纂者。《汉书·艺文志》中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是最早论及《论语》之编撰者的记载。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东汉郑玄说:“《论语》乃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

  第三种说法认为是子夏等人所撰。《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

  第四种说法认为是曾子之弟子所撰。持此议者为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他在《论语辩》中说:“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五种说法认为是曾子、有子的弟子所撰。北宋理学家程颐说:“《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闵子弟子所撰。宋永享以《论语》对闵子称字不称名,认为《论语》出于闵氏弟子。

  以上几种说法中,第四、五说常为近世学者所采纳。如当代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认为《论语》“是有若、曾参的门人编纂的”。著名学者杨伯峻认为“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写”之说“很有道理”。

  还有些学者认为《论语》既非一人所记,亦非一时辑成,在诸说理由并不充足的情况下,《论语》编撰者还是不具体确指为妥。

  《论语》作为孔子言论之汇编,虽非一人所记,也非一时所成,但总体上能呈现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

  现代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说:“《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等,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

  少年毛泽东天资聪颖,记忆力和领悟力超群,所以这“六年孔夫子”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使他对《论语》的章句烂熟于胸。这从他青年时期对《论语》的信手拈来的引用中就可以略见一斑。

  1913年,毛泽东在师范读书时,作了不少读书笔记,题名为《讲堂录》。在《讲堂录》中,毛泽东多次引用《论语》。如:

  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

  这段话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出自《论语·学而》,该篇中孔子告诫弟子先要躬行“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毛泽东借此说明行事比学文更重要的道理。

  “不迁怒,不贰过”,出自《论语·雍也》,该篇中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最好学,孔子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毛泽东借此发挥:品行是行事之大难者,因此更加重要。

  《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

  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然曾参孝矣,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孝矣,不知陷亲不义之通;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原宪知耻,辞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

  这里讲的曾参、申生、陈仲子、冉子、原宪皆孔子学生,事迹见于《论语》。

  毛泽东认为这些被先儒列为孝、义、廉、耻的代表人物,有时难免也做出一些有违礼义的事,其原因在于学习、理解、体会得不够。

  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

  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善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之道,而耻恶衣恶食也,未之有也。

  这些话见于《论语》中的《述而》、《公冶长》、《里仁》三篇。毛泽东摘录这几句,除体会圣贤之志外,还表露出他自己的道德追求。

  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又提到了《论语》:

  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则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

  《论语·乡党》中的原文是这样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得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沾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无疑,《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一番饮食之道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中,也谈到了《论语》中讲的养生之道:

  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

  如果不是在“六年孔夫子”的私塾学习中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那么对于在长沙致力于“新学”的毛泽东而言,就不会在他的文章和书信中如此准确恰切地引用《论语》中的章句。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和《论语》基本是采取一种学习、接受的态度。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开始以唯物辩证的犀利眼光分析《论语》,并且站在全新的立场上灵活地运用《论语》句典,为革命斗争的现实服务,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服务。

  ●毛泽东妙用《论语》句典

  由于少年时期的耳濡目染和朗读记诵,使毛泽东对《论语》烂熟于心。正因为烂熟于心,所以在成年后的写作和讲话中,能够信手拈来地引用《论语》的名言警句,恰切地为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服务。

  在目前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论语》中的名言警句俯拾皆是:“一言以蔽之”、“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每事问”、“过则勿惮改”、“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朽木不可雕也”、“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也,禄在其中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速则不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耻下问”、“言不及义”、“逝者如斯夫”、“是可忍,孰不可忍”、“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等。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坚持一分为二地对待《论语》,即对其中有益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言论予以肯定;而对其中迂腐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内容予以揭露和批判。

  这里仅举其中四例,引导读者诸君体会一下毛泽东妙用《论语》句典的高超艺术。

  1.革命不能“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于1927年3月发表了非常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中,在谈到农民革命时,毛泽东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这段话里,一连活用了《论语》中的两个传播很广的短语,一个是“文质彬彬”,一个是“温良恭俭让”。

  “文质彬彬”一语出自《论语·雍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里“质”意为“质朴”,“文”意为“文雅”。“质”与“文”是孔子品评人格修养的一对范畴,在他看来,理想的人格就在于质朴与文雅的统一和中和。

  “温良恭俭让”一语出自《论语·学而》: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这里的温、良、恭、俭、让即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是子贡讲述孔子与闻国政的方法,同时也赞美老师的为人。后来,温、良、恭、俭、让,被儒家奉为完美人格的标准。

  “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作为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标准,无疑是有其文化价值和进步意义的。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翻封建主义,那么,固守维护封建旧秩序的“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则是对封建势力的妥协和退让,更是对广大农民群众的高涨的革命需求的压抑。因此,对中国革命形势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借否定《论语》中的这两句话,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者诬蔑农民运动“过分”的错误论调。

  毛泽东这里活用《论语》章句,是典型的反其意而用之。联系当时的革命形势,就可以体会毛泽东的这种“反用”的精辟和深刻。

  当时,广大农村发生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一切权力归农会”,地主豪绅们的封建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对此,地方劣绅、国民党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是不甘心的,他们恶毒地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大呼“糟得很”。国民党左派对农民运动也极力地反对,甚至以分裂统一战线相恐吓,企图迫使共产党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在农民运动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动摇,跟在反动派后边说农民运动“太过分”、“越轨”等。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反动势力吓倒,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过左”,极力压制农民革命,提出什么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阶级色彩”,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等,对反动势力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

  为了反击党内外对农民革命的一片责难声,毛泽东亲自回到湖南,用三十多天的时间对农民运动做了深入的考察,在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用精彩的笔墨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光辉的著作中,毛泽东阐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歌颂了农民运动的伟大作用和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在文中,他呐喊革命是不同于一般社会活动的,是不能用“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方式来开展的。反之,必须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来进行革命,即像农民在农村中推翻地主豪绅阶级那样来进行革命。

  毛泽东这一理论,击灭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梦想。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土地革命的领导权,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2.调查研究应发扬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起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党内有些留学过苏联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认为这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而对中国实际知之甚少。【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这种死守教条的错误倾向,使党在实际工作中有过许多失误,吃了不少亏。在赣南闽西根据地,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同样存在上述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使得革命工作和军事斗争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为了批判和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

  在这篇毛泽东自己非常喜欢的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等非常著名的精辟论断。阐述了调查研究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和战争的重要性,并列举了调查研究的方法。

  在文中,毛泽东说,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该怎么办呢?

  接着他回答道:

  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每事问”一语出自《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即说孔子陪同鲁国国君入太庙祭祀周公,由于祭祀用的是四代礼乐,多不常见,孔子就每件事都要问一问,“调查研究”一番。这个典故勾画出孔子谦虚、谨慎的形象。毛泽东在这里恰如其分地引用这个典故,号召大家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身体力行地去从事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在自己比较喜欢的文章中引用《论语》中的这个典故,表明了他对孔夫子“每事问”精神的赏识和推崇。正是时时处处“每事问”,注重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成为革命队伍中第一流的“中国通”。

  3.奉劝蒋介石“言必信,行必果”

  1936年12月12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临潼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逼迫他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爱国行动,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派出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

  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抗日主张。

  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在临上飞机前,蒋介石还向张、杨作了停止内战、改组政府、改变外交政策、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等六项保证。但飞机一离开西安,蒋介石便翻了脸。

  12月26日,安然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即授意陈布雷写了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掩盖西安事变的事实真相,并将陪他回南京的张学良软禁;随后又对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分化和调离,不久又囚禁了杨虎城将军。

  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泽东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诚恳地劝告蒋介石认清形势,改正以往的错误,为国家民族利益考虑,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抗战。

  在这篇义正辞严的声明中,毛泽东说: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这段话中,直接引用《论语》的两处:

  一处是“言必信,行必果”,此语出自《论语·子路》。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曰:“言必行,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子路向孔子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士”,孔子列举了“士”的一些特征,其中有一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即说话一定讲信用,行动一定有结果。

  另一处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此语出自《论语·为政》。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古代的大车用牛拉,小车用马拉。无论大车小车,车辕前面都是用来驾牲口的横木。横木两端和车辕上凿有小孔。用包有铁皮的木销钉插入圆孔,这样就将横木和车辕连接起来。大车的车销钉叫“”,小车的车销钉叫“”,没有这两个东西,就无法将牛和马套起来,车子自然不会前行。这样,孔子的这句话就很容易理解:做人不讲信用,我不知道那怎么可以。这好比大车、小车没有车销钉一样,没有车销钉车子怎么会被牲口拉着行走呢?

  毛泽东顺手拈来,恰切地引用《论语》中这两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晓以利害,督促蒋氏认清敌友,认真履行自己的诺言,将全部抗日救亡条件不折不扣地予以兑现。否则,如果言而无信,失信于全国民众,那么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必会将蒋介石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因为在祸急寇深、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假抗日,真反共”者无疑是历史的罪人,必将被历史的大浪所淘汰!

  4.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1943年4月份,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身为中共华北局书记、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一次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中说,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应尽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毛泽东看到这篇谈话后,认为这一提法不妥。他在给彭德怀的信中说:

  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出自《论语·颜渊》。这是孔子对他的学生仲弓解释“仁”的含义时所说的一句话,大意是“自己不愿意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

  孔子“仁”的基本精神是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从而避免人际间矛盾激化。作为一般的道德范畴,对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语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如果在政治上过分强调此语,则是放弃斗争的一种哲学。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历来被仁人志士们奉为立身行事的座右铭,但毛泽东却大笔一挥,将“勿”字改为“要”字,这一改之后,与孔夫子的意愿完全相反。可以说,千古奇人毛泽东又一次奇语惊人。但是,只要联系当时的国内形势,就会发现毛泽东这一字之改,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国内各阶级各政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了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此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革命进程的主要矛盾,需要国内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但这并不等于国内阶级矛盾就此消亡,而是依然存在。即使是为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也应当是在斗争中求得团结,而不是放弃斗争,放弃斗争也就意味着放弃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毛泽东认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政治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提法,等于是忽视依然存在的阶级矛盾,抹杀了阶级差别,这对尚处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显然是不适当的。他指出,“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这里所说的“敌人”,主要是指日本帝国主义,这句话表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特征,说明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则表明当时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说明中国革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阶段,不应当否认和忽视国内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因此他说:“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即是说,不能放弃阶级斗争的手段。

  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在给彭德怀的信中,毛泽东接着还分析了当时国内阶级矛盾的状况,他指出:“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所以,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下,“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坚持这一原则立场,才能牢牢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日中国,人剥削人的制度早已废除,更不存在政治上的压迫,已经完全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的历史条件。所以,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今天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它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

  ●从崇信到批判——毛泽东评价孔夫子

  一部《论语》,大量地记录了孔子的言谈主张。可以说,《论语》就是一部“孔子语录”。要真正读懂《论语》,就不能不研究孔子其人。毛泽东是非常熟悉孔子其人其事其说的。

  孔子名丘,一说生于公元前551年,一说生于公元前550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孔子的先世是宋国贵族,他的曾祖防叔因避祸由宋逃到鲁国,便成为鲁国人。他父亲名纥,字叔梁,做过鲁国陬邑的地方长官。孔子出生不久,父亲死了,家庭也贫困了,不得不做各种杂活,一则赡养寡母,一则自己生活。他做过仓库保管员,也做过牲畜管理员,都很负责任。最后做到鲁国的大司寇,那是“卿”的高位了。他到处学习,不懂就问,所以见闻广博。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晚年便专门一面整理古籍,一面讲学传授学术。他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孔子。

  孔子的思想,源于殷商以及西周、东周的社会思想潮流,更多的是接受了春秋时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行,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等人的言行。春秋时代重视“礼”,认为“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孔子却改以“仁”为核心,认为没有“仁”,便谈不上“礼”。孔子对于“仁”有各种定义,概括起来是“爱人”。孔子所爱的“人”,是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的人,是一切具有生命的人。孔子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他所收留的学生,绝大多数出自下层,只有屈指可数的学生是来自上层。

  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此博得学生的无限爱戴。他死后,许多学生在他墓侧结茅屋居住,有的住了三年,相传子贡住了六年。他早期的学生,如子路、冉有、子贡,跟着他奔走四方,为救世而斗争。他晚期的学生,如子游、子夏、子张、曾参,便接受他讲学带徒的衣钵。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孔子晚期的学生也作了一定的贡献。

  孔子自己说他“述而不作”,研究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孔子的教育方法也值得一提。他不分地位高下,报酬厚薄,只要学生拿十条干肉的拜师礼品,便教导他。他因材施教,深刻了解每个学生的资质、性情、能力、爱好的不同,所以同一个问题,孔子的答话因人而异,甚至有时相反。师生间的相处有时好比父子。学生平日的言行,他能深入了解,譬如他说颜回(他最喜欢的学生),平日听讲,只听不提问,好像“笨伯”,回去后,却能发挥,并不愚笨。从所有古籍看,孔子教学生,一般用启发式方法。【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毛泽东的一生,对孔夫子的态度是很复杂的,是集评论、批判、继承和发挥于一体的。

  1.早期崇信

  从如今可以看到的毛泽东的大量早期文稿来看,他在长沙求学时代还是颇为崇信孔子的。

  毛泽东求学长沙时期,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对康有为等人掀起的“尊孔”复辟逆流进行了猛烈抨击。孔子“圣人”的权威被打倒了。

  青年毛泽东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很崇拜。但在对孔子的态度上,他与陈独秀显然有所不同。孔子在他心中依然是圣人。如前所述,他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论述体育之重要及怎样开展体育运动。该文提倡的完全是新思想,可他在文中却大量引用《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中的典故、成语。他仍称孔子为“圣人”,赞扬孔子讲卫生重体育。在该文中毛泽东说,“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接着他又将孔子与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举,称“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这里明言孔子为“既得大本”的圣人。

  1917年11月,毛泽东主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他主持的夜学开学仪式上,有一个程序就是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他在《夜学日志》中亲笔记道:在仪式上,师生员工“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

  孔子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受时代思潮和传统思想的双重影响,认为改造中国“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是探讨宇宙大本大源的学问,要是人能得大本大源,就成了圣人,故他提出“普及哲学”的治国之道。他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普及哲学”可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可见,青年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及其实现的途径无不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

  1916年12月9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

  毛泽东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既吸取了西方现代的新思想,又改造继承了中国古代孔子的知(智)、仁、勇的思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一生。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也颇受孔子的影响。孔子主张“博学于文”,毛泽东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学者之所宜遵循”的。他反对拘于一家一派之言,主张“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循“博学于文”的学习之道,毛泽东博览群书,对各种学说“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

  《论语·雍也》中记载了孔子赞美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青年毛泽东对颜回也推崇备至,在著述中多次提及。受颜回的影响,毛泽东“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他曾设想,“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即北宋名臣范仲淹)之画粥”,办一所自修学校。在生活上,毛泽东主张节俭,反对奢侈,甚至不屑与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交往。

  从毛泽东早期文稿看,在表面上,国学似乎占主导地位,因为文稿中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然而从思想实质来讲,占主导地位的是民主主义思想。青年毛泽东的装束是长衫布鞋,一身“国装”,而非时髦的西服革履,但支配他行动的却非国学,而是西学。孔门主张三纲五常,毛泽东主张个性解放,说:“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形成了“性不受束缚”的鲜明个性。孔子主张中庸,毛泽东主张抵抗、斗争,“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所以,孔子思想虽然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能很快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

  2.中期“一分为二”

  毛泽东对孔夫子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他第一次北京之行后。

  1918年8月,毛泽东因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而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一名助理员。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西方思潮在校园竞相传播。毛泽东在李大钊指导下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尽量了解各种学说。从长沙到北京,毛泽东又一次开拓了视野,他自己说“思想起来越激进”。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以“打倒孔家店”为主题之一的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全力参与并领导学生运动,再也无暇去读经、史、子、集。

  1919年7月,毛泽东在由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四则揭露康有为等人“尊孔”丑行的短评,这是他早期文稿中最早的“批孔”文字,标志着在他思想中孔子的权威已开始动摇。

  毛泽东在1919年7月21日发表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二十年来,湖南省虽然在政治上排满,但在思想上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孔子为中心”、“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而今则到了一改旧观的时候了。在论到学会章程中“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时,毛泽东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主办《湘江评论》时,毛泽东的笔下再很难见到赞赏孔子的话了,也很少见到引用孔子及儒家的语录。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已完全从青年毛泽东的视野中抹去了。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9月1日)中将“孔子问题”列为研究问题之一。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的“驱张(敬尧)代表团”第二次赴京。次年4月,毛泽东在离京去上海的途中,曾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虽然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后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到这次孔子故乡之行时说:

  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信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显然,此时的毛泽东不是一般的参观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前来瞻仰的。

  1920年是毛泽东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关键的一年。但此时他明确主张:西方文明必须与我国文明相结合。在一封信中毛泽东写道: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这些话表明他是以辩证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明的,预示着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主要任务。不言而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孔子之道持批判态度。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结合农民运动,批判忠孝主义,批判束缚农民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后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旧教条方面的巨大历史功绩。他激烈批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提倡尊孔读经的反动主张。

  1940年,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作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范的报告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并指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

  当然,成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对孔夫子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东西,他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说: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明确肯定孔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

  1938年5月21日,针对一些同志不安心当教员这一点,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说:黑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此人似乎当了一世教员。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就是当教员当到死吧!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出几个黑格尔呢?又说:孔夫子是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个。

  1938年7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讲话中说:

  孔夫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的志向。但是为什么当时的孔夫子不作共产党呢?那是当时的老百姓不要他作共产党而要他作教书先生,而今天的老百姓则需要我们作共产党了。

  毛泽东的这段话肯定孔夫子做教书先生是当时时代的需要,老百姓的需要。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任务。他在谈到研究历史时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提法,表达了毛泽东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重要地位的一种肯定。

  《孔子评传》一书的作者匡亚明回忆说:1942年,他在延安曾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做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毛泽东又认为:当时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

  1943年6月28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的一封信上批写道:

  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并且明确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毛泽东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李敏、李讷,“讷”、“敏”二字,其实来自于《论语·里仁》中记载的孔子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化孔夫子的名言而为爱女的名字,不也正是表明毛泽东对孔子的肯定和欣赏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同建国前大体相同。

  1953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不过,第二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过与此相反的话: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哲学谈话中说:孔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有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接着在谈到《诗经》时,他又称赞了孔子,说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

  1956年6月,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直接引入《论语》中的原句而写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借以抒发时光在流逝,社会在进步,应奋发跃进的豪情壮志。当然,这也表明毛泽东对孔夫子其人其语的赏识之情。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青年人胜过老年人时,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名人,其中说到孔子。他说:

  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也是短期的。也还当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他学了很多本领,颜渊是孔子的弟子,算个二等圣人,他死时才三十二岁。

  这番谈话对孔夫子的肯定之情溢于言表。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谈到“有实无名”问题时说: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博士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以后不太灵了。到了唐朝好一点,特别是宋朝朱熹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了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谈教育问题时充分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对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在谈话中,他还以赞赏的口气讲了孔子的经历,说明孔子的学问是从实践中自学得来的。他认为,孔子这个人爱说老实话,为此,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骂。当然在谈话中,他又一次指出孔子办教育不重视生产劳动的缺点,提出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补足。

  总之,在入党之后和“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是以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孔子的,即对孔夫子一分为二,也就是毛泽东常主张的“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一方面批判孔子在政治上、思想上和道德论上的错误、过时的东西,反对尊孔读经;另一方面,则又肯定孔夫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吸收和改造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精华”,丰富和补充自己的思想。

  3.晚期全盘否定

  晚年毛泽东的“左”错误发展到了极端,导致他错误地发动了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

  被毛泽东称为“政治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是这场“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子是中国传统旧思想、旧文化的主要代表者。所以“批孔”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主题,此期间毛泽东对孔夫子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1966年12月,毛泽东对一位外宾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针对西方资产阶级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发愁吧!要抓住阶级斗争和还未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在大学文科的影响,如哲学、历史、美术等方面存在着。他们灌输帝王将相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革命。

  “文革”初期的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斗“走资派”、“夺权”上,无暇顾及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先生。此后,虽然有的文章也提到批孔,甚至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成是宣扬孔孟之道的“黑修养”而加以批判,但批孔并未成气候。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自我爆炸,“折戟沉沙”于异国荒漠之中。从事后查获的材料看,林彪一伙竭力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反革命的精神武器,林彪甚至手书孔子“克己复礼”一语,挂在卧室中。毛泽东据此认为,林彪与国民党一样是尊儒反法的。所以决定在“批林”的同时“批孔”。

  急于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江青在一次“批孔”会上的讲话中大肆宣扬:1973年5月,她去看毛主席,见毛主席那里放着大字本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毛主席说,我目的是为了批判用。毛主席还给她念了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崇孔,而且是反法的。

  8月3日,毛泽东读了杨荣国《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后,批示“杨文颇好”。

  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而儒家呢?他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毛泽东还让江青记下了他写的一首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云: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诗在“批孔”运动中广为流传。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这一个材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搞的。两校大批判组从林彪一伙的笔记、手书题词、摘录的卡片及公开的言论中选摘出涉及孔孟或类似孔孟语言的材料,并与孔孟之道相对照。毛泽东意在通过这个材料,通过“批孔”,进一步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思想根源、极右实质以及批判社会上存在的所谓“右倾思潮”,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后,全国立即出现了“批林批孔”的高潮。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孔”运动,被野心勃勃的江青所利用,她影射此时身患重症的周恩来为“现代大儒”,试图把批判的锋芒引向周恩来,但被毛泽东所制止。

  “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要清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从理论上讲,这并没有错。因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旧的习惯势力还广泛存在着。但他没有具体地去研究究竟孔子的哪些影响阻碍现代中国的进步。他激烈批孔,可是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身上就有孔子的某些消极影响,如欣赏个人崇拜、家长制,过分夸大道德精神的作用,等等。并且,他只看到孔子对现代的消极一面,没有注意到孔子对现代中国也存在积极的一面。这显然也是一种片面性。

  总而言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全盘否定孔子。当然,这并不能代表他一生对孔夫子的态度。

  ●《孟子》的“民为贵”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在“六年私塾”生活中,对四书之一的《孟子》自然是熟读成诵的。

  少年毛泽东一段“对对子”的佳话,就涉及到《孟子》里面的内容。

  1903年的夏天,正在私塾读书的毛泽东,见户外天朗气清,趁塾师不在,便与同学们一起到附近的池塘里游泳去了。

  塾师回来后恼怒地说:“孺子不可教也!”他想了一个责罚的新办法——对对子。他出了上联:“濯足”,学生们都在思索,才思敏捷的毛泽东却对出来了:“修身”。塾师很满意,就免了一场责罚。

  1957年11月,毛裕新(毛泽东私塾同学)到北京对毛泽东回忆起这段趣事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对了,‘濯足’对‘修身’。这个‘濯足’,就是洗脚。《孟子·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辞·渔父》中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讲:‘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以‘濯足’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可以‘修身’,可以锻炼身体,又提高修养,先生当然不责怪我们,拿我们没有办法了。”

  成年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对于孟子,和对待孔子一样,也是批判的基础上,肯定其合理、进步、积极的一面。他曾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批示说: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孟子是孔子以后儒家一大派,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因此被称为“亚圣”,意即仅次于孔子的“圣人”。

  孟子名轲。大概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死于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活到八十多岁。他是邹国人,出生于今天山东邹县东南郊。相传他幼小时死了父亲,他母亲为着教育他,有“三迁”和“断机”的事。

  孟子出生时,距离孔丘的死将近一百年,不但看不见孔丘的学生,连孔丘的孙子子思,曾孙子上都赶不上。孟子所从师的可能是一位不著名的儒者,因此他自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孟子学成以后,便出游齐、魏、滕等国,向当时诸侯讲“仁义”,讲统一天下的方法,讲治国的政策。可是当时诸侯只是表面尊敬他,心里却认为他的那一套“迂阔”,不切合实际。孟子七十多岁时,不再出外游说,和他的学生万章、公孙丑等著述《孟子》七篇。

  《孟子》是记述孟轲言行以及他和当时人或门弟子相互问答的书。

  《孟子》七篇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后汉赵岐作《孟子章句》,把每篇分为上、下,则七篇共十四卷。

  《孟子》和《论语》有很多相同处。如,《孟子》各篇,没有有意义的题目,像《墨子》“尚贤”、“非攻”,《庄子》“逍遥游”、“齐物论”之类,只是摄取篇首二三个字为篇题。这一点和《论语》完全相同。再如,《孟子》每篇之中有若干章,章和章之间没有什么逻辑联系,各自为章,也和《论语》完全相同。又如,《论语·尧曰》篇记载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话,最后又述孔子的政治主张,这是所谓“道统”的最早记载。《孟子》最后一章(在《尽心下》)述孟子的话也是从尧、舜至汤,再从文王到孔子,最后落到自己。这是有其缘故的,是“道统”的再申述。

  孟子所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对毛泽东“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孟子的“民本主义”在毛泽东思想中得到了高度的升华。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一直把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又依靠这些智慧去领导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一生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相信人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每个中共党员入党的宗旨,毕生的座右铭,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民爱戴的领袖。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的动力。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它永远只是人民群众的一小部分,不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党的一切思想和斗争都会落空,都会失败。他多次讲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鱼水关系,鱼儿永远也离不开水。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一再阐述过这样一个思想:在旧中国,人民群众实际上处于被统治的奴隶地位。孟子所说的“民为贵”,“君为轻”,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在旧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奴隶的人民”不可能直接、自发地推翻旧有的统治,成为“主人的人民”。他们只有集中自身的精华,形成能与统治阶级相抗衡的先进思想和阶级先锋,取得革命成功,才能完成由奴隶上升到主人的质变过程。

  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说: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这是不可能的。

  他还指出,在本源和本质的意义上,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动力和创造者,共产党则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与自由的阶级工具。

  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毛泽东把人民比做上帝:我们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人民。毛泽东这种人民群众观,是旧中国旧社会人民谋求解放的真理,是民族解放的时代精华。以这种人民群众观为指导,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组织人民群众形成“真正的铜墙铁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相信“群众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当成千上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向毛泽东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俯下身来,用发自肺腑的声音高呼:“人民万岁!人民万岁!”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真正是心心相连,毛泽东总是把自己融会在人民群众当中,而人民群众必将世世代代爱戴和缅怀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由于自幼就对《孟子》熟读成诵,所以成年后写文章讲话过程中,毛泽东能信手拈来地运用《孟子》中的章句,恰当地阐述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如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说:

  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

  其中的“引而不发,跃如也”出于《孟子·尽心上》。

  有一天,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他:道是很高很好的,几乎似登天一样困难,似乎不可及,为什么不把它变成经过努力可以攀求得到的呢?

  孟子回答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

  意思是,高明的工匠不能因为拙劣工人改变或废弃规矩,羿也不能因为拙劣射手变更拉弓的标准。善于教人射箭的人,他只张满弓,不射出去,作出跃跃欲试的姿势。

  毛泽东用此语说明共产党应当引导农民提高政治觉悟,让群众自己发动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而不应当对群众发号施令或包办代替。

  再如,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毛泽东说: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

  毛泽东所引“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典出《孟子·离娄上》。

  孟子说:桀纣已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故为丛驱雀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还有,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说:“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

  “以邻为壑”一语出自《孟子·告子下》。

  战国时代,有一个名叫白圭的人,善于用筑堤挡水的办法治水。有一天,他会见了孟子,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答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白圭自称治水的本领超过了古代的大禹。孟子反驳道:你错了,大禹治水是按水流的规律,使水流注四海,而你却要“以邻为壑”,让水流向邻国,把邻国当成排泄洪水的沟壑……你这样做是为有道德的人所反对、所痛恨的,你错了。

  后来用“以邻为壑”比喻只图自己一方的利益,而把困难或祸害转嫁给别人。毛泽东用“以邻为壑”这个典故,深刻揭露和批判了那些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只顾本位不顾全局的本位主义思想。号召全党提倡和弘扬顾全大局的革命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

  毛泽东对孟子所说的“心之官则思”这句话颇为欣赏。他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写道: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

  “心之官则思”语出《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

  大意是,脑筋就是用来思考的,无论做什么事,好好想一想,才能做得正确,达到目的;不好好想一想,就做得不正确,达不到目的。这是天赐与我们的功能。

  毛泽东引用此语,意在说明,凡事都要仔细观察,善于思考,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习惯,这样才能在一切工作中取得胜利。并且由此概括出“多想”两个字,用以教育干部。

  ●毛泽东引用最多的经典——《春秋左氏传》

  《春秋左氏传》是毛泽东一生很喜欢读的国学经典之一,对其中的典故、事件熟悉到信手拈来、点化入神的境地。

  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就研读过这部经典。据记载,1906年,毛泽东在韶山井湾里私塾,跟毛宇居学习《春秋左氏传》,并因受该书影响,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是孔子所编定的书,按照鲁国国君在位的顺序编撰而成。此书不但记载了鲁国大事,而且记载了当时天下各诸侯之间的战争、外交等一切大事。总的倾向是尊崇周天子,尊崇国君,所谓“《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所以被儒家列为五经之一。

  《春秋》记事特别简略,于是出现了解释《春秋》之书,有通常所说的“春秋三传”。其中《左传》就是“三传”之一。

  《左传》是左丘明所著,记事绝大部分与《春秋》相同,所以学者们一致认为《左传》是为了解释演述《春秋》的,故称该书为《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后来的许多书籍将两书合并在一起注释解说。同一件事,《春秋》在前,标示曰“经”;《左传》在后,标示曰“传”。所以,后世治《春秋》者,皆研读《春秋左氏传》。旧时私塾也是以《春秋左氏传》为教材。

  《左传》全书共30卷,19万余字。按鲁国君王十二公纪事,追述了周宣王二十三年至周贞王十六年的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文教及其代表人物的史实。史料翔实可靠,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被誉为古代史学文学名著。

  《左传》的编撰方法,以年为经,以全国范围的各诸侯国的史实为纬。它广泛地采纳了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熔铸为一部有系统、有断制的历史著作。

  《左传》纪事,囊括了当时全国的范围,包括地处偏远的吴、越和周边一些少数民族,奠定了中国史籍记载全国范围的历史这一优良传统。春秋时期正是我国由分裂走向新的统一的时期,《左传》把全国范围的历史记载在典籍上,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统一意识;反过来又对国家进一步统一和民族形成共同的凝聚力、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左传》纪事,注重人事,注重记载社会生活和总结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成败经验,它从各国政治的盛衰成败,从广泛的社会生活以及完整的人物活动中,多层面反映了春秋史的丰富内容。

  毛泽东从《左传》一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据李锐先生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有40条出于《左传》。是毛泽东引用最多的经典。从毛泽东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分析的详尽,引证次数的频繁看,他对《左传》是下了一番工夫的。【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了《左传》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以为是中国古代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他说,“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并且具体分析了《左传》的这段文字: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毛泽东所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其所阐述的军事思想、作战原则等,有很多都是以《左传》的历史记载为根据的。毛泽东运用《左传》上所记载的一些极其生动而又极其深刻的史实,来说明他要阐述的理论、原则等。

  例如,他在讲到从国内、国际的形势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指导战术的重要方针之一”时,引用《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所记齐、晋鞍之战时齐顷公所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的大话,指出:

  “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

  《左传》所载齐、晋鞍之战,战斗进行得很激烈,连晋军的统帅都受了伤,但晋军齐心协力,顽强抵抗,以致“齐师败绩”,晋军逐之,“三周华不注”。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典故,毛泽东用它来说明军事指挥中气概和计划的关系,非常生动。

  在《论持久战》中论述“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的问题时,毛泽东引用了《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所记载的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不肯在楚军半渡时而击,结果被楚军打败的错误来说明。他指出:

  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阐明出其不意、战而胜之的用兵之道。

  总之,毛泽东是把《左传》当做历史来读的,他从中汲取了极为丰富的养分。《左传》对古代战争的描写,对春秋时期政治事件的记述,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毛泽东最钟爱的经典——《诗经》

  《诗经》是少年毛泽东在私塾里的必读教材。儒家五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的《诗经》,是其终生所钟爱的典籍。

  《诗经》共三百零五篇,所以又称“诗三百”、“诗三百篇”。《诗经》所收之诗,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作品,从地域范围看,基本是处于黄河流域,大体相当于今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及湖北北部地区。

  司马迁说,古诗三千多首,孔子删削保留了三百篇,对于此说,学术界的意见历来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孔子对《诗经》进行过整理加工。孔子在《论语·子罕》篇中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当时教学,《诗经》是基础课,而且可能与实践相结合。正是孔子的教学活动,才使“诗三百”得以流传,汉代所谓“三家诗”的出现,便与这种教学模式有关。因此,孔子对于《诗经》的保存和流传功劳巨大。

  《诗经》还有“六义”、“四始”、“四家诗”之说。

  “六义”指风、雅、颂、赋、比、兴。一般认为,风、雅、颂是按照音乐的不同而分类的。“风”是地方的音乐,“雅”是卿大夫宴会或社交礼仪上的贵族音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赋、比、兴是三种不同的表现手法。“赋”是叙事与描写,即所谓的“铺陈其事”,“比”就是打比方,“兴”是“先言他事以引起所咏之词”,即先说别的事物借此引出要说的事来。

  所谓“四始”,是指《诗经》四体中的开始之篇,即《关雎》为“国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

  《诗经》在先秦时称“诗”或“诗三百”。汉朝时,传诗者分齐、鲁、韩、毛四家,均出自子夏,而子夏为孔子得意弟子之一。前三家为今文《诗经》,毛诗晚出,为古文《诗经》。到东汉时,毛诗盛而前三家衰。流传至今最完整者便是毛诗。

  毛泽东从少年时期到考入长沙的湖南省立师范学校,《诗经》一直是他喜欢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

  1913年,毛泽东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就读时,在他的《讲堂录》里,就记载了这样的句子: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述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

  1915年秋天,毛泽东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向长沙各重要学校发出200多字的《征友启事》,其结尾处所引用的便是《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两句诗。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信中说:

  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是《诗经·小雅·蓼莪》里的句子,毛泽东引用这两句贴切地表达了自己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歉疚之情。

  毛泽东不仅诵读《诗经》原作,还十分留心历代注家对原作的解释。在1973年7月17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诗经》,是2000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是“诗无达诂”的意思吧!但毛泽东对于《诗经》的种种解释是有自己的特定见解的。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对《诗经》有一番评述: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从毛泽东对《诗经》的这段评论中,首先指出了文学创作现象之一就是心里有气,才写诗,他非常赞同司马迁对《诗经》的评价,说诗三百篇皆为“发愤之所为作”。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认为,《诗经》作者的创作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作诗明志,抒愤言情,以通其道。毛泽东用“心里没有气,他写诗”发挥了司马迁的“诗言志”和“发愤说”,并且认为《诗经·魏风·伐檀》这首诗就是表达了当时社会的劳动人民反对统治者剥削和压迫的悲愤之情。认为《诗经》就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这也许是毛泽东喜欢读《诗经》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还指出《诗经》中收集的有关男女恋爱的诗,有的是“借男女写君臣”的。虽然从文学批评史上看,在这一点上有争议,但从《诗经》以后的诗歌创作来看,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借男女写君臣的比喻模式。况且毛泽东对此也没有说全部都是,而是说“有的是,有的不是”,可见毛泽东对此的评论是非常谨慎和客观的。至于朱熹认为《诗经》中有关男女欢爱之诗是“淫奔之诗”,明显是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的立场。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评价的。

  毛泽东对《诗经》的爱好和活用一直伴随到晚年。在权延赤所作的《红墙内外》中记载了这样一则饶有趣味的故事:

  1965年夏,毛泽东去北戴河开会,姚淑贤当时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列车启动以后,毛泽东在客厅里忽然立住脚,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还没有约会?”

  大家都微笑摇头。但姚淑贤听到这话后,身子一热,产生出一种温暖的感觉,那是女儿在父亲身边才会有的感觉,所以就忘乎所以地冒出一句:“有。我有。”

  毛泽东含着微笑逗趣地问:“跟什么人约会?”

  姚淑贤腼腆地说:“跟男朋友。”

  毛泽东着急地说:“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你通知他了吗?”

  “没有,”姚淑贤答道,“没事的。他知道我常有任务,会理解的。”

  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说:“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姚淑贤很后悔说实话,让主席替她担心。

  晚上当姚淑贤给毛泽东送去削好的铅笔时,主席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目光一闪,忽然说:“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毛泽东拿出一支铅笔,铺开一张16开的白纸,开始伏案书写,原来是一首古诗。诗曰:

  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踟蹰。

  姚淑贤接过诗反复读了两遍,大致明白后,不由得脸红,并小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那么老实?现在又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幽默地挤一挤眼,笑笑,做个手势,“藏起来,带给他。”

  毛泽东手书的这首古诗,就是《诗经·邶风·静女》中的一章。后来姚淑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便把毛泽东手书的这首诗交给男朋友看,并讲了失约的原因。她的男朋友很激动,嘱咐她一定要好好为毛主席服务。

  ●《周易》与毛泽东的“两点论”

  毛泽东早年在私塾里读经的时候,自然熟读了作为“群经之首”和中华民族智慧之源的《周易》。

  史料表明,青年毛泽东对《周易》仍然抱有强烈的探究兴趣。【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据沈宜甲先生《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一文中记载:

  1918年,新民学会派毛泽东与蔡和森上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们都有机会广泛接触潮水般涌进中国的各种新思潮。沈宜甲当时在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任教,蔡和森经常满怀激情同他谈论十月革命,而毛泽东同他谈话的主题则是“孔子的《周易》之道”。

  毛泽东的哲学著述和讲话表明,《周易》所揭示的“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的朴素辩证法,对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源远流长,其源头就包含在博大精深的易理之中。

  《周易》是一部占卜书。它通过宗教神秘主义的形式提出了“阴阳八卦说”,从中阐发朴素的辩证思想。“阴阳八卦说”,是在人们经常接触到的自然现象中,选取了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物质作为“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认为“八卦”所代表的八种物质,是万物的本源。这“八卦”中,分为四对彼此对立的自然物质和自然现象,如天与地、火与水、雷与风、山与泽等。其中最根本的是天与地的对立,即乾卦与坤卦的对立,从卦象上看则为阴和阳的对立。它认为阴阳之间的对立斗争和转化,是世界上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其中包含了“一分为二”和矛盾转化的思想。

  在“一分为二”的思想因素方面,《周易》表现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矛盾范畴。如:

  吉与凶的对立统一。由于这是一部占卜的巫书,吉凶这对矛盾几乎贯穿于全书。

  乾与坤的对立统一。乾与坤的对立统一即天与地的对立统一,从卦象上来看,则为阴与阳的对立统一。从含义上来看,乾是刚健进取,坤为柔弱顺从,二者也是对立统一的。

  泰与否的对立统一。“泰”是通泰即开通的意思,“否”是闭塞的意思。二者是对立统一的。

  谦与豫的对立统一。即谦逊和骄傲的对立统一。

  损与益的对立统一。即减少和增加的对立统一。

  这类“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矛盾范畴在《易经》的卦辞和爻辞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在矛盾转化的思想方面,如“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认为平地和山坡、去往和复来都是相互转化的。《周易》列举了若干对可以相互转化的矛盾范畴,来说明任何事物都可以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最突出的是乾卦的卦辞。

  “潜龙勿用”。是说龙处于潜伏状态还不起什么作用,这时事物的发展还处于隐蔽的阶段。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说龙已摆脱潜伏状态,出现在地面上而初露头角。这时事物的发展已由隐到显了。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是预示已处于大发展的前夕,一定要谨慎对待,绝不能掉以轻心。

  “或跃在渊,无咎”。龙已跃进了深水之中,龙一得水就具有了腾飞的客观良好条件,这预示着事物有了大发展的可能。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巨龙已从深渊里往上腾飞,冲向了九天,这时事物不仅得到极为迅速的发展,而且进到了它的最高阶段。

  “亢龙有悔”。龙由天上跌入泥潭之中,陷入了困境。这说明事物的发展到了顶点,走向它的反面,由胜利转化为不顺利。

  在《周易》的乾卦里,以巨龙出现的变化,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一切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不仅说明了事物发展由隐到显,由慢到快的变化过程,尤其说明了物极必反、一切事物的发展无不向自己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道理。

  由于有《周易》的良好开端,几千年来,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比较丰富的。特别是宋明以来,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均注目于“一两观”的探讨,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周易》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进行了彻底改造,对唯物辩证法核心的矛盾规律作了科学表述。他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在《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一文中,毛泽东在阐述到同辩证法的核心矛盾规律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的主要特点时说:

  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

  这两段话表明,毛泽东是用“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来表述矛盾规律的。

  毛泽东用“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来表述对立统一规律时,还批评地汲取了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矛盾观和“一两观”。他在谈到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分歧时,就是与从古代就已形成的“两点论”和“一点论”联系起来考察的。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

  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

  接着他引用《周易》中的成句说:

  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

  在《矛盾论》中,他还用《汉书》的史料来说明: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

  《周易》是占卜之书,通俗地讲,就是古人用它来算卦,以占卜吉凶,所以《周易》最大的特征就是由“八卦”两两重叠成“六十四卦”。那么,毛泽东在其一生中,算过卦没有?这恐怕是人们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解放后,毛泽东确实算过一次卦。

  据权延赤《领袖泪》中记载:

  1954年2月,毛泽东在杭州领导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经常出去散步爬山。有一天,毛泽东一行来到一座山上,参观了寺观。关于这次参观游览,著名摄影家侯波和毛泽东的警卫战士张木奇均有过回忆,但是情节有些出入。

  先看侯波的回忆。她说:

  毛泽东一行来到一座山上。山上有个庙,大概是警卫人员已经采取过安全措施,庙里只剩了一个瞎眼和尚。供桌上有个木筒,里边装了竹签。那是抽签算命的。

  毛泽东指着木筒:“侯波,你替我抽支签吧。”我上去抱住木筒一摇,抽出一支。签上只有号码,要用号码去对照。我跑去对照,真糟糕,是说命不好的,家里家外不安宁。这个签不能给主席看的,我不按号码,另找了一个说好话的签给毛泽东拿去。毛泽东看后哈哈大笑。

  张木奇的回忆是这样的:

  1954年2月底一天,毛泽东爬玉皇山,同行的有谭震林、罗瑞卿、柯庆施、谭启龙和张耀祠等人。

  玉皇山原名育王山,耸立在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山腰有紫来洞,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洞前俯瞰山下的八卦田,照例一番谈古论今,说南宋皇帝祭什么先农的时候就在那里作作样子,亲犁几犁。几位领导谈论着谁耕过田谁没扶过犁地爬上山来。

  山顶有个福星观。那天下着毛毛细雨,游人很少,庙观里也只留了一个瞎子。说是道士吧又光着脑袋像和尚。毛泽东在观外看看便走入观内。四面参观一番后,停在游人烧香拜佛抽签的供桌前。

  供桌上没有点香,那一木筒签还摆在上面。毛泽东朝那些签望了片刻,稍一犹豫,还是伸手上去抽出一签,拿来看。

  才看一眼,毛泽东便笑了起来,笑出了声。其他领导人便围过来。毛泽东一边笑一边将签递给罗瑞卿,罗瑞卿看了也笑,没有笑出声。把签又递给谭震林,谭震林看过也笑,就这么传着都看一遍,重新交还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再看,随手扔在地上。

  我好奇。等首长们走出观门,忙从地上拣起签,匆匆一看,是繁体黑字,没有看清两个字便悄悄揣入兜里。反正那个瞎子和尚也看不见我把签带走。

  回到住地,我再掏出签看。那是个竹签,字是板印的。记得大致内容是:此命权威不可当,紫袍玉带坐朝堂。还有一句是什么娶妻三房。我悄悄把签保存下来了,直到离开中南海转业到地方后不知何时丢了。

  显然,侯波和张木奇讲的都是一件事。不过侯波把毛泽东这次去的地方说成佛寺,而张木奇则清楚地记得是道观。关于抽签之事,侯波的记载,似乎更接近事实。因为按照毛泽东的身份,是不可能亲自去抽签的,但他开玩笑地对侯波说,你去给我抽一支,则是完全可能的。根据寺观抽签的办法,先要摇动签筒,当签跳出之后,签上只有号码,然后按照号码再到签柜中去索取签单。侯波所说也符合上述程序。至于张木奇所看的签的内容,则正如侯波所说,是经过她挑选的,因此才引起毛泽东等人的开怀大笑。这一笑表明,毛泽东已经识破了侯波的用心。

  当然,毛泽东这种抽签算卦的方式,与《周易》规定原始的用蓍草或龟甲起卦的方式完全不同。

  毛泽东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引用《周易》中的句典。如“灭顶之灾”,语出《周易·大过·上六》:“过涉灭顶,凶。”是说遇到这种卦,预示出门遇到水淹至头顶,这是不祥之兆。后以“灭顶之灾”形容大祸临头,有无法克服之危难。【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写道: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借用此语说明抗日的政治动员对于陷敌于被动,最终战胜敌人的重要意义。指出只有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发动全民族抗战,才能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

  “各得其所”一语出自《周易·系辞下》: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意思是:神农发明了农业和医药,砍削木头,制作成翻土的耜;弯曲木条,作成耒,教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告诉人们在中午时进行集市交易,互通有无,从而各自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各得其所”原指每个人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后指人或事物都得到合适的位置或安排。

  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文中引用了这个成语:

  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毛泽东引用此语说明,共产党人要对地主资产阶级采取区别对待的正确态度,做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的工作,并把他们放到一个合适的地位,否则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

  ●毛泽东活用《尚书》句典

  毛泽东在“六年孔夫子”的私塾学习中,无疑研读过儒家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史书,是属于华夏民族最早的几个王朝夏、商、周等的历史文献的汇编。“尚”是上古、上代的意思,“书”是指历史简册。“尚书”,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上古的史书”。

  孔子在删定六经时,曾整理过《尚书》,所以两千年来,儒家把《尚书》作为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尊其为《书经》。但据后世学者研究认定,这部《书经》有一半是假的,那就是晋代出现的“伪古文”各篇;只有一半才是真的,即汉代传下来的“今文”各篇。

  毛泽东对这部最古老的经书的内容是很熟悉的。在写文章时,常常活用《尚书》中的典故和成语。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说: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典故,出自《尚书·盘庚上》。原文是: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憸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大意是说:你不把我的好话告诉百姓,只有你自取祸患。所做的坏事已经败露,这就会害你自身。既然煽动民众做了坏事,就应当承受痛苦,你后悔也来不及了!看这时候的小民,还能听我规戒,唯恐他们说溜了嘴,况且我掌握着生杀大权!你有话为什么不告诉我而用谣言去蛊惑人?恐怕民众一蛊惑起来,就像大火燃烧在原野,不可以靠近,还能扑灭?这就是你们自己做的坏事,不是我有什么过错!

  这是商代国君盘庚,听到大臣向他反映,百姓不满意他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时,对大臣的训诫。盘庚迁殷缓和了阶级矛盾,推动了生产,绍复了“先王之大业”,在历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文中的“若火之燎于原”,是个生动的比喻,后来人们把它演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以形容新生力量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毛泽东使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是批评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中的悲观思想,二是用以指出新生革命力量从小到大的发展规律,进而提高全党同志的革命信心,鼓舞革命斗志,以奋勇夺取革命的胜利!同时,还告诉人们一个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这就是:“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

  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发号施令”这一句典,引自《尚书·冏命》。原文是:

  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其侍御仆从,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者,万邦咸休。

  大意是:从前在周文王、周武王的时候,国君聪明贤达好像圣人。大小官员,都满怀忠诚正直;他们的侍卫、车夫和随从,也没有一个不正派的人。因为从早到晚,都在注意纠正阳奉阴违、阿谀奉承。国君出入宫廷,行走坐卧,没有人不钦敬;发出的号召,下达的命令,也没有不被好好执行的;臣民们尊敬他们到如此程度,各路诸侯都停止争斗。

  毛泽东在这里使用“发号施令”,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称赞。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再次使用了“发号施令”时,则是对主观主义者的批评。因为,那些主观主义者,跑到一个地方,不愿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不触到事情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其结果,也只有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说: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有备无患”一语,引自《尚书·说命中》。原文是:

  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

  意思是:由于国家治乱在于各级大小官员,因而任用官吏不应该凭关系亲疏,只能看他有无才能;爵禄不封给道德败坏的,只封给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施政要考虑好才行动,行动要抓住时机。有好人好事不鼓励,就会丧失好人好事;有恃才骄傲的不纠正,就不能把事办成功。只有每件事都做好准备,有准备才没有祸患。

  这里论述的是古代任用官吏和施政的一些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都没有被彻底实行过,但是它们在我国的思想史上,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的“有备无患”,也长期被后人用来勉励办事要做好准备,以避免灾祸。

  毛泽东使用“有备无患”,意在指出:要想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必须事先做好准备,才能防患于未然,稳操革命胜券。有备无患,不打无把握之仗,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

  毛泽东还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尚书》中的“一心一德”、“任人唯贤”、“独夫”、“兢兢业业”等句典。

  “一心一德”出于《尚书·泰誓中》:“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商朝君主纣王暴虐无道,周国的首领周武王带兵伐纣。武王在向商朝都城进攻之前,在孟津举行了誓师动员会。武王对全军宣布了商纣王的罪状,分析了商军必败,周军必胜的道理,他在誓词中号召大家要“一心一德,在战斗中立大功,打倒商纣王,永保天下太平”。“一心一德”是说大家一条心,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

  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毛泽东在这里用“一心一德”说明,共产党人斗争目标相同,思想行动一致,要进行坚决的抗战。

  “任人唯贤”一语出于《尚书·咸有一德》:“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意思是任用官员只看他的品德和才能如何。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引用了这个成语: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

  现在的任人唯贤,“贤”的意思是指:“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毛泽东语)

  “独夫”见于《尚书·泰誓下》:“独夫受(即商纣),洪惟作威,乃汝世仇。”

  “独夫”又谓“一夫”,《孟子·梁惠王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后用以称众叛亲离的统治者。

  毛泽东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中说:

  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

  毛泽东用“独夫”一词,说明蒋介石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发动反共内战,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孤家寡人。

  “兢兢业业”见于《尚书·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幾。”

  “万幾”,即“万机”,指纷繁的政务。这句话的大意是:小心谨慎地去处理每天的大量日常政务。“兢兢业业”比喻小心谨慎,一丝不苟。

  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指出:

  我们相信,这次大会是可以开好的,代表们的水平是能够保证这次大会开好的。但是要兢兢业业,大家努力。【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借用此语,要求与会代表以一丝不苟的高度负责精神,把会议开好。

  ●毛泽东谈《中庸》中的思想

  1914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目的明确,认真刻苦,而且勤于钻研治学读书的方法。经过坚持不懈的追求和探索,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治学方法,使其治学过程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反映在这一时期他的一些文章和书信中。

  在这些文章和书信中,毛泽东对其治学方法进行了许多精彩的表述。尤其是他对治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矛盾冲突,如“学”与“问”、“自学”与“共学”、“博”与“约”、“通”与“专”、“精”与“粗”等关系的体认和阐述,更显其独特之处。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就为学之“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固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列,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这封信是目前所见的毛泽东谈及《中庸》的最早文字。实际上毛泽东早在私塾时期就已精读了《中庸》,因为《中庸》为四书之一,是当时私塾的“必修课”。

  《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它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后经宋儒朱熹选注而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但其中的思想内容及其反映的社会情况,有些明显地带有秦汉统一中国后的色彩。故而当代学者一般认为此篇当为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者所作。

  《中庸》讲:“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中庸》认为,作为道德修养境界的“诚”是天赋予人的,努力追求“诚”是人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须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样,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便成为修养的方法和过程。通过博学深思,增广知识,提高素养,以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

  《中庸》所倡言的这一修身治学之道,对于正在寻求济民救世之真理的毛泽东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因此深受毛泽东的推崇。

  由于毛泽东对博学之于心性修养和治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深刻的体认和理解,因此,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精进不已便成为青年时期毛泽东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从国学到西学,从历史典籍到新潮学术,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毛泽东几乎都有所涉猎。正如他与黎锦熙的信中所说:

  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易达到深湛。

  在治学的过程中坚持博学的方法,不仅体现了青年毛泽东求知的特点,而且贯穿于毛泽东终生的读书生活。后来,无论是兵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以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博览群书一直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也是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中庸》承续孟子一脉,吸取和改造了《老子》“道”的意蕴,从内在心性切入,构建起天人相通的世界观。《中庸》首章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把“人性”提升到“天命”的高度,把人与天联结起来,提出人性来源于天命,所以普遍必然地具有先验的善;发扬固有的善的人性就是道;发奋修养以自觉意识到道的存在以及自己时时在行道,就是教,即教育和教化。由此,《中庸》便赋予作为儒学出发点、立足地的“修身”以世界观的形而上基石,使儒家的道德实践得以有本体论的阐说。接着,它又强调了道与人生的关系,“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是说,人生一刻也离不开道,人们时时刻刻都在行道,道与人生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中庸》所言之“道”,看上去似乎有些玄奥,但其实是有其具体内容的。《中庸》说: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这里所谓“达道”,即是封建社会中的五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所谓“五伦”。而所谓“达德”,即指封建社会中的个人道德品质。就是说,道的内容就是按照伦理准则处理好五种社会伦常关系。而要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则须具备知、仁、勇三种优良品质和道德修养。

  对于《中庸》中宣扬的这些“道”、“德”观,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

  对于《中庸》中的“三达德”,毛泽东曾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批判。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在致张闻天的信中说:

  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中庸》中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庸”。

  中庸,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道德范畴,“过犹不及”是对它的具体解释之一。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师(子张)与商(子夏)哪一个人好些?孔子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那么是不是子张比子夏好呢?)孔子又说:“过犹不及。”即过了头与未达到是一样的,也不好。因此,孔子在人格道德上所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庸”即平常、常道。作为行为规范,达到“中庸”的方法,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即掌握各种议论的两种极端,选择适中的办法。

  《中庸》中充分发挥了孔子的观点主张,认为修道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中和”。《中庸》中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封建社会的五伦关系,道德标准之“不行”、“不明”,盖在于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出现或“过”或“不及”的偏差,它要求人们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而要追求所谓“中”。

  那么,在毛泽东的眼里,“中庸”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中关于“中庸”的解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陈伯达认为:“孔子在认识论上曾有关于‘质’的发现。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就是说:一定的‘质’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质’。这‘质’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关于这‘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

  针对此论,毛泽东指出: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是对的,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另种状态了,这就是另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值得指出的是,大约半年以后,毛泽东在阅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所作的批语中,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认为它“本来有折衷主义的部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又说,“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它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这就从政治上,又从理论上基本否定了中庸思想。

  ●《礼记》大同理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少年毛泽东在韶山的私塾中读经的时候,自然攻读了儒家的经典、五经之一的《礼记》。

  《礼记》,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讨论礼制的论文集,多为孔子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所记,间有讲述礼仪的古书。后来成为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故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全书分《曲礼》、《檀弓》、《中庸》、《大学》、《礼运》、《乐记》、《杂记》等49篇。

  年轻时的毛泽东对《礼记》这部书是非常熟悉的。在1913年10月至12月记的《讲堂录》以及稍后的书信和文章中,曾引用了不少《礼记》中的话。

  《礼记》对毛泽东影响最深远的,恐怕要数其“大同”思想了。

  中国儒家所追求的大同思想,其本质是“天下为公”。这在孔孟的经书里,都是有表述的。毛泽东少年时代在私塾里读了五经、四书时,对于其中所描述的大同思想,虽然不能说就是真的懂得了,但是总算是有了接触,这对于他后来理解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有直接帮助的。

  《礼记·礼运》明确地提出了“大同”概念,并对理想的大同社会进行了具体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这里,大同世界的本质是一个“公”字。这个“公”字,体现在用人上,是选贤任能;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讲究“信”与“睦”(互相信任和团结)。人们在生活中,“不独亲其亲”,还要“亲”他人之“亲”,“不独子其子”,还要视他人之子如己之子。这样,人与人互相关心,就造成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也有人照顾的充满爱的世界。这样的社会,有东西不必为自己去争,整个社会太平安定,没有盗贼,夜不闭户。

  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大同世界”,还只是神州大地范围内的“大同世界”,因为那时的中华先民,尚不知道神州大地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康有为在《礼记·礼运》基础上所著的《大同书》,就大有不同了。康有为所说的大同世界,不仅是指神州大地范围内的大同世界,还包括着神州大地以外的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全世界的“大同”。这种“大同”,是比中华先民思想中的大同世界更宏阔的“大同”。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大同思想,融进了近代社会的改良主义,提出了比儒家的大同思想更丰富、更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大同”思想,其本质是以“公”为核心建立一个更理想的社会。诸如政府皆由民选、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妇女怀孕入胎教院、儿童出生入育婴院、儿童按年龄入蒙养院和各级学校、成年人由政府分配从事各项事业、病人入养病院、老人入养老院、设公共宿舍和公共食堂、明确奖罚、死后火葬,等等。【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大同书》还发展了《春秋公羊传》的思想,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大同“始基之据乱世”,“渐行之升平世”,“成就之太平世”。这也就是说,“升平世”时就进入了大同世界;到了“太平世”,不仅神州大地进入了大同世界,而且全世界都进入了大同世界,“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大同说”,乃是一种非常宏伟、非常美妙的理想。

  康有为曾是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崇拜的偶像,所以毛泽东很容易地接受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但是他同时认为,这“大同世界”只有在砸碎旧世界的基础上才能实现。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

  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

  意思是:孔子因为认识到了只有砸碎旧世界才能建立大同世界的道理,才把立“太平世”作为最终目的,同时又不废弃“据乱世”和“升平世”。这里所说的“孔子知此义”,实际是康有为的意思,因为孔子还没有把历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尽管如此,这种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自然是被毛泽东继承了下来。此时,毛泽东早年的创世思想逐渐明确起来,其目标就是先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接着便是实现全世界的大同。

  毛泽东就是带着这种伟大的理想,开始了他的革命征程的。在他伟大的革命一生中,他时时都没有忘记建立“世界大同”的理想。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胜利地到达了陕北,毛泽东写下了《念奴娇·昆仑》一词,词中抒发了他胸中时时存有着的“世界大同”的理想: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据此可见,毛泽东的革命,一直就是胸怀着祖国同时又放眼于世界的。他要手挥倚天长剑,把莽莽昆仑山裁为三截,分别放到世界的几大洲去,使整个的地球“同此凉热”。这是多么宏大的胸怀和气魄!

  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毛泽东一直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与世界人民的解放联系起来。例如他说,“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败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纪念白求恩》),就是他的“世界大同”的理想的体现。

  毛泽东虽然继承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但是在革命的实践中,他愈来愈明确地认识到,这种大同的理想靠改良的办法是绝不能实现的,要实现这种理想只有经过革命。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说的就是改良主义无法使世界进入“大同”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要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大同理想,就必须让“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就必须让“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因为只有经过人民共和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了,中国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毛泽东又领导着中国人民,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理想意象里,人民公社是一个“一大二公”的政社合一性质的社会:政治上人人平等,生产上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生活上走集体化道路(大办食堂、托儿所、养老院等)。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共同富裕的“大同理想”在中国是基本上实现了,所以他才在《七律·答友人》中,把神州大地比喻为人间的“芙蓉国”,高唱出“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赞歌。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切实际的。

  神州大地变成了人间的“芙蓉国”以后,毛泽东接着便想到世界人民的解放。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广州,看到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觉得有些注家的部分解释不对,于是便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天头上写下了一些说明的文字。在写这些说明的文字时,毛泽东一下子想到了1927年鲁迅在广州修改《古小说钩沉》时“饕蚊遥叹”的现实,一下子想到了全世界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解放,于是长期存在于脑际里的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一下子涌上了心头。他写道:

  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

  接下去,毛泽东试仿陆放翁的《示儿》诗,作了一首表达大同心志的绝句:

  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

  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全人类的“大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所以毛泽东时时不忘马克思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他时时都在希望:全世界各族人民能够一齐起来,把地球上的“蚊阵”一扫而空,使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得到解放,使人类大同的理想真正能够实现。他叮嘱人们,到全世界各族人民扫尽饕蚊实现大同理想那一天,一定不要忘记告诉马克思他老人家。

  除了“大同”思想外,《礼记》中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备受毛泽东的推崇。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说:

  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源自《礼记·杂记下》。原文说: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大意是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参观了民间的一次年终祭祀活动,孔子问他是不是感到快乐,子贡说全国上下都沉醉于狂欢之中,自己怎么会快乐呢?接着,孔子说了一番道理,意思是:百姓长年辛劳,现在才有放松的机会,这其中的道理你是不会明白的。如果总是紧张而不松弛,周文王、周武王就不会成功;反过来,如果总是松弛而不紧张,周文王、周武王就难以实施管理。紧张与松弛相结合,间而用之,就是周文王、周武王治政成功之道。

  “张”、“弛”的比喻,来自弓弦拉得松还是紧。

  毛泽东1948年的这个谈话,是借《礼记》中所载孔子的话来说明党的政策和策略需要时常调整和转换,不要老是向一个方面偏去,否则,走向极端,就会出现失误。

  在1958年5月17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也借《礼记》中的这段话讲过光是紧张也不行的道理。

  至于“张”与“弛”在政策上的各自内涵,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于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党内批评和党内斗争时,曾说过:胡琴拉得太紧,弦要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弛就是右倾、保守。弓箭时代,弦要解下。开弓如满月,箭发似流星。拉紧不能太久。文武之道,是辩证法。休息两天,换换空气。不要一句话不对,就是什么什么。要容许申辩。

责任编辑:熊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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