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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非理性的方式批评“国学”

发稿时间:2014-12-27 15:10:14 来源: 光明日报 中国青年网

  编者按 自本刊创刊以来,对国学概念的各种质疑、释疑的声音便不绝于耳,此起彼伏。这构成了国学在当今时代的基本生态。不久前,《文汇报》发表了学者姜义华先生文章《不应漠视“国学”概念的非科学性》。许多读者就此来信、来稿,发表不同意见。为了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我们从中选择了陈文新先生文章予以刊登,同时全文转载姜义华的文章,以方便读者阅读。

  姜义华教授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说:“国学”作为一个学科完全没有设立的必要,因为“国学”的所有研究对象都已“名花有主”,“国学”没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他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读者:“ 现今中国‘国学’的倡导者们,提倡读儒家经书,提倡读先秦诸子,在现代学科分类中,这本属于历史学中专门史内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的一部分,亦是哲学与文学中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献学的一部分,学科本有所属,并非‘孤鬼游魂’。”这些话听起来好像理由十足,其实是无视中国传统学术特点的外行话,或者是有意用这种外行话造成一种似乎理直气壮的效果。

  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在学术理念上的重要区别是:传统学术重通人之学,现代学术重专家之学。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大类项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一般人认为,史部为史学,集部为文学,子部大体属于哲学,但这种分类是比照现代学科分类而作出的,传统学术并未建立对文史哲加以明确区分的框架。对各种学科加以分类,在高等学校中设立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在学术机构中设立文学所、历史所、哲学所,在学术刊物中区分出综合类、文学类、历史类、哲学类,这是现代学术的显著标志,现代学者的学科意识因而也异常强烈。与这种学科意识相伴随,他们所研究的“中国思想史”,是“在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中国的思想史”;他们所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史”,而不是“中国的古代文学史”。所谓“在中国的思想史”、“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史”……即根据西方的学科理念和学术发展路径来确立论述的标准,并用这种标准来裁剪中国传统学术,筛选符合这种标准的材料,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与西方接轨;所谓“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古代文学史”……即从中国传统学术的实际状况出发,确立论述标准,梳理发展线索,选择相关史料,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经典,接近中国传统学术的本来面貌。在现代的学科体制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这种“在中国的”研究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中国的”研究则隐而不彰,或处于边缘地带。现代学科体制下这种旨在与西方接轨的研究,它所造成的负面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以我所在的古代文学学科为例,与传统的集部研究相比,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在文学观念上,强调诗、文、小说、戏曲才属于文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一是在治学方式上,强调叙述和论证的条理化和逻辑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在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缺憾。就研究对象的选择而言,“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等被突出的同时,形成了其他部分在文学史上无足轻重的误解。受到最大压抑的是古代的文章。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观的‘杂’,大半就是由于这一文体。以现代文学四大文体之一的散文定义来衡量古代的文章,很大部分难以对应。古代散文的研究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薄弱环节,有的文体、有的作家之所以会被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或者有的作家原是诗文均精而文学史上却只讲其诗不讲其文,种种现象无论在文学通史抑或在断代史中都存在着,且均与此有关。而这对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探索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显然是不利的”。(董乃斌:《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就治学方式而言,伴随着对条理化和逻辑化的追求,大量现代术语被视为论述的基础,而这些现代术语很难与古代的文学范畴对接,结果不仅造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文艺理论中的缺席,也造成了现代论述很难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比如,我们将六朝骈文、唐宋古文和明清时期的小品文都划入“散文”范畴之内,而三者的体裁特征是大不相同的:骈文以抒情为目的,以写景和骈俪辞藻的经营为表达上的特征,轻视说理、叙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古文以说理或寓含真知灼见为目的,以论说和叙述为表达上的特征,通常排斥或不太注重写景及骈俪辞藻的经营;小品文在忽略骈俪辞藻的经营方面虽与古文相近,但小品文并不重视说理,并不致力于思想的深刻,它着力表达的是一种情趣、一种情调。在面对这三种传统文体时,相当多的现代学者不去关注各自的体裁特征,而习惯于以评鉴现代散文的方式来加以论述,结果张冠李戴,未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又如,我们将诗(以古诗、近体诗为主)、词、散曲都划入诗歌一类,而三者的差异之大出乎许多人的想象。中国的古典诗以面向重大的社会人生为宗旨,私生活感情是受到排斥的题材,宫体诗和香奁诗即因以女性为描写重心而成为众矢之的。与古典诗的题材选择形成对照,词的题材重心则是私生活感情,重大的社会人生题材反而被认为不宜用词来写,或者,在用词来处理时必须予以适当的软化。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写到周瑜的风采时有意用“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来加以点缀,即属于典型的软化处理,其风格与刚性的诗存在显著区别。散曲的题材重心是“隐逸”和“风情”,其“隐逸情调”与古典的山水田园诗有相通之处,其“浪子风流”与恋情题材的婉约词有相通之处,但相互之间的差异仍不容忽视。一般说来,古典的山水田园诗和婉约词注重表达上的含蓄,而散曲则以“说尽”“老辣”为主导风格,讲究含蓄就不可能成为散曲正宗。一部分现代学者习惯于以文学理论中的诗论为理论前提,“一视同仁”地解读古代的诗、词、散曲,出现阐释错误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由此建立的“文学史规律”,自难严谨切题。

责任编辑:张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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