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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谱写人类文明新篇章

发稿时间:2014-11-19 06:06:00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青年网

  最近百年,西风东渐,物欲横流,心志外驰,传统与现代之争便未停歇。从晚清的体用之争,直至今日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可谓是“百年浑是戏文场”。这其中不乏有学术理念歧异,亦不乏名利之争,更有政见之分歧。最近《财经》杂志围绕传统与现代,中西文化交融等话题展开探讨,并于2014年10月27日,刊发了一组专题报道,分别从《儒家思想面临新挑战》、《中国传统文化:辉煌 历史危机 现实危险》、《新政治秩序与新文化秩序》等角度进行了思考和展望。

  《财经》所刊发文稿中的很多观点值得大家思考,但个别见解有待商榷。如《中国传统文化:辉煌 历史危机 现实危险》一文中对读《三字经》与《弟子规》的非议,对使用“国学”一词的质疑等。文化之意义在于教化,而教化不可能收到百分之百的功效,文化需要在传承中发扬光大,与时俱进,而不是固步自封,更不是全面复古。文化精神要从大处着眼,而不是断章取义,抠字眼,钻牛角。基于此,笔者撰写此文,分别从中华传统文化之历史规律、历史背景、现实境况、未来的瞻望几个视角进行阐述,载之空言,抛砖引玉。

  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

  人类一切文化和宗教,透析本质,一是集中体现人类智慧,二是触及人类根本问题的思考。如果脱离这两点,那么这种文化或者宗教则很难在历史的长河中永存。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例,从历史规律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则能很清楚地看清。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纵观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其并非虚语。

  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阶段

  ——三皇五帝阶段

  一般情况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并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创造出来,并基本成气候的。其往往是历史因素、政治因素、人文因素、经济因素和地理因素等多种因素,经过较长时期的“遗传”和“变异”,不断阴阳交错的结果。因此,无论是全球炎黄子孙,还是异国人士,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清楚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三皇五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其世系位序的排列,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已逐步确立。“三皇五帝”的世系之中,太昊伏羲氏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是神农、黄帝之前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其中,关于太昊伏羲的文字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出现,譬如《左传》、《管子》、《周易》、《庄子》、《荀子》、《列子》、《战国策》、《国语》、《世本》、《逸周书》、《山海经》等先秦典籍都有关于太昊伏羲的表述。而且,近年来“羲皇故里”——甘肃天水等地的考古新成果一再表明,具有近万年历史的伏羲文化等确系客观存在。也就是说,三皇五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是目前可考的中华民族文明初始的象征。

  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一个大发展阶段

  ——文武周公阶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渊源流长,伏羲画卦,人文蔚起,夏商文明逐步彰显于世,然中华传统文化第一个大发展阶段,可谓文武周公阶段。换言之,中华传统文化可考之第一个五百年,一般是从文武周公思想开花结果之时算起。像周公一生的功绩,就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且自称不时地梦见周公,而推崇“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可以说,周文化是集中华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

  西汉初贾谊说: “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 小雅 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

  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二个大发展阶段

  ——孔孟兴起及诸子百家争鸣竞放阶段

  第二个五百年,约始自公元前五七一——五四五年间,孔、孟思想兴起的阶段。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由此而经六国到秦、汉时期。同一时期,道、墨、兵、名、法、纵横、阴阳等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普遍流行。而后,汉统一天下,自周朝之后,中华民族历史上迎来了第一次大治——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为巩固皇权和凝聚民心,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建立了中朝,开创察举制选拔人才。受公孙弘的影响,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孔孟的学术思想,以及董仲舒等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正式在中华历史上确立了其正统地位。是故,司马迁在《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感慨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三个大发展阶段

  ——儒释道与诸子百家交集阶段

  自汉武盛世后,中华文化进入了儒释道与诸子百家交集的阶段公元8年12月,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代汉建新,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而后,刘秀起兵,用12年时间,先后平灭了关东、陇右、西蜀等地的割据政权,结束了自新莽末年以来长达近二十年的军阀混战与割据局面。

  这一时期,刘秀在位33年,大兴儒学、推崇气节,东汉一朝也被后世史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时代。

  公元67年,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刘庄因夜梦金人,遣使西域拜求佛法。公元67年,汉使及印度二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抵洛,汉明帝躬亲迎奉。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雍门外建僧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故名该僧院为白马寺。

  汉明帝时代,由于佛教呈东来之气象,当时的不少方士,以及部分诸子,产生了排外心理。这一时期,张道陵(公元34年-156年或178年),创立了五斗米道。魏伯阳,援《周易》、老庄、神仙丹道三种学问,融合贯通而著《参同契》一书,《参同契》一书,也成为千古丹经鼻祖,后世道教与神仙家,尊崇魏伯阳为“火龙真人”。

  由此经汉末到三国之间,也正是儒家经学的注疏集成阶段。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三玄”——《易经》、《老子》、《庄子》之学的则呈现抬头趋势。这种相互交集又各自自成体系的学术景象,历魏、晋、南北朝而到梁武帝的阶段。直至梁普通八年(527年),印度禅宗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东来,中华文明才掀开新的一页。

责任编辑:商春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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