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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为何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发稿时间:2014-04-28 11:02:19 来源: 辽宁大学学报 中国青年网

  

康熙书法: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论述极多。“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不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士而怀居,不足与为士矣”(《论语·宪问》)、“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大学》)、“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儒士们始终不渝的道德信念。荀子的“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荀子·解蔽》)表达出儒家由己达人,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的强烈愿望。范仲淹将其演变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岳阳楼记》)。把这一愿望具体化了,士大夫无时不忧,无处不忧,无事不忧,明代有一副对联,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士大夫之“忧心”: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确实如此,上至天,下至人,无不被士大夫们关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彖》)。这是由儒学积极入世的主导原则决定的。天下学问,若论入世,莫过于儒家。孔子本人就是入世楷模,他活在世上七十三年,无一日不奔忙,无一日不操劳,无一日不思考,无一日不学习。孔子的学生多,老师亦多。他看不起游手好闲的人。他教学生六艺,自己首先精通之。孔子所教的每一门功课,都是自己先烂熟于胸,然后才为人师的,据说孔子的驭术无人可及。

  

  有其师必有其徒。中国后来的士大夫从孔子那里汲取了无尽的营养。司马迁就极其崇拜孔子,作《世家》以讴歌其不朽业绩。司马迁受宫刑而不死,坚持写完《史记》,不能不说是受到孔子乐观入世的影响。《史记》杀青之后,司马迁一吐郁闷,神秘消逝,足以证明,司马迁之忍辱,完全是为了苍生,没有丝毫的利己动机。一旦大功告成,他便像一只倔强的飞蛾,毅然扑向火海。

  

  孟子的入世思想比孔子表述得更具体与深刻。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但孟子不主张等待王者:待文王而后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

  

  孟子还提出了“舍生取义”的最高道德诉求: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认为,举凡做大事者,必然事先受到老天的种种关照: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

  

  无独有偶,耶稣也有类似思想:

  

  你们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圣经·马太福音》)。有一个人问耶稣:“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都是不能”(《圣经·路加福音》)。

  

  孟耶所言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司马迁阐释过坎坷与功业的关系: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

  

  张载将中国士大夫的使命总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柳宗元被贬谪,每贬到一处,都悉心观察那里的风土人情,写出一篇篇优秀游记,流传至今。

  

  苏东坡一生坎坷,多次被贬谪,其中一次还险些丧命。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而且在杭州的任上还造福于民,修了“苏堤”,其堤至今犹存。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

  

  中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个文人,品质再恶,还是要保守文人底线。士大夫共同遵守的“道”往往比个人恩怨更重要。王勃与阎伯屿因文转嗔为喜就是明证。滕王阁遗址,在今南昌市,面临赣江。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滕王元婴任洪州都督时兴建此阁,故名滕王阁。唐高宗李治时,洪州府都督阎伯屿,重新加以修缮。秋日,阎都督在阁上欢宴宾僚,以显示其政德。当时王勃到交趾(今两广一带)省亲,路经此地,参加了这次盛会。那时宴会上风行饮酒赋诗(或作文)。阎都督之婿孟某,事先已暗中将文章作好,佯作即兴。王勃知道后佛然作色,遂当众起草这篇序。据《唐摭言》卷五记载,王勃当时才十四岁。阎都督开始认为一介孺子,无足轻重,所以脸有愠色,王勃开头两句,阎都督认为老生常谈,再听下去,沉吟不语。等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颇为震惊,赞叹道:此天才也,当垂不朽矣!俟王勃读毕,举座哗然,尽欢而散。

  

  文人遭际再险恶,仍保持日月无私照的襟怀。前辈名分再高,也是见才则喜,如欧阳修对暂露头角的苏东坡是也。如果没有一个共同志向与使命不会产生这些佳话。

  

  孔子赋予士大夫以“志”的理念。“志”是需要固守的,正如孔子所说:三军可夺取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

  

  荀子明确表明“从道不从君”。程颐则提出服从学问而不服从权力的主张:大人当否,则以道自处,岂肯枉已屈道,承顺于上?(《伊川易传》)这一主张,并非只是说说而已,明朝李贽就彻底地贯彻了。

  

  历史上反对儒家的士大夫,也都是饱读经史的,否则他没有发言权。如刺孔、问孟的王充,提倡功利的陈亮、叶适,反潮流的王夫之,喜笑怒骂的李贽等。中国两千多年历史,除了文字狱,也有自由言说的一面,尽管相对薄弱些。

  

  “忧”是儒家所独有的一个文化范畴。儒家之“忧”非生理之忧,文化之忧也。文化意义上的“忧”特立独行,在调节人,提升人,凝聚民族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作为儒家思想范畴,“忧”滥觞于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危局,孔子无一日不忧心忡忡,关注“兴灭国,继绝学,举逸民”这一大事。

  

  孔子之忧超过忧国,忧民,他是忧天下,忧礼崩乐坏,忧传统沦丧,忧文化不知多从,忧他心中积郁多年的崇高理想难以实现。个人之忧影响一个民族,除了孔子,别无他例。

  

  民主、自由不可谓不好,然而自由过了度,人人皆似虎兕出柙,就难以规范社会人伦了。儒家文化正好可以补此不足。儒家之忧,远远超出个人,超出民族,甚至超出国家。

  

  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代表了中国士大夫忧国、忧民、忧天下的胸怀,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客体世界联系在一起,生则兼济生民,死则归于大块,他们永远不会产生天下事于我何有哉的想法,也不会产生佛家“叹人世,终难定”的哀叹。中国的儒家士大夫确实是一个优秀的类。这个类的生存动机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理想。理想高不可及,然而实现理想的方法很具体,每一个士大夫都知道应该怎么做。荣辱得失、黜陟升迁都可以置之不顾,一旦国家有难则心如膏火,独夜自煎。

  ·进亦忧 退亦忧:儒家为何要先天下之忧

责任编辑:肖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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