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新闻|图片|评论|共青团|青年之声|青春励志|青年电视|中青看点|娱乐|财经|舆情|教育|第一书记网|地方|发现|游戏|汽车
出土文献引《书》与《古文尚书》

发稿时间:2014-04-08 00:00:00 来源: 《光明日报》 中国青年网

  崔海鹰,男,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孔传〈古文尚书〉渊源与成书问题探论》。

  博士导师: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黄怀信

  通讯评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梁 涛 清华大学教授 曹 峰

  《古文尚书》问题是学术史上的重大课题,清代《古文尚书》辨伪的范式、方法与结论尤为后世学界推重。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古文尚书》案提出反思和质疑,特别对其辨伪证据进行检讨和再辨证。与此同时,这些反思、辨证也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反质疑,呈现纠葛状态。张政烺先生曾讲:“什么时候挖出《尚书》就好了。”至今虽未有《尚书》完本出土,但我们认为,有必要借助出土文献,首先是其中征引《尚书》的部分,更换视角,对《古文尚书》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一、出土文献与对古书的反思

  二十世纪初以来,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以及简牍、帛书等地下文献相继问世,并推动学界对相关问题进行反思和新认识。王国维先生通观学术源流,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卓越论断。在研究实践基础上,王氏提出“二重证据法”,即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从而“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并指出“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实际已暗示其对古文献疑辨过激的质疑和反思。在近代背景下,此学术理念对重新考察古文献问题深具启发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批与传世典籍相关的竹简、帛书相继问世,使许多被疑为伪托或后出的古书获得“平反”。同时,这些新材料使许多战国、秦汉间的部分书籍原貌呈现于世,一些文本甚至形成相对连续的演进序列,引发人们更多地思考古书成书及其体例等问题。

  参照简帛古书,一些学者认识到,古书的最终形成往往要经过复杂的过程。李学勤先生提倡对古书进行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并总结古书成书过程中十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包括佚失无存,名亡实存,为今书一部,经后人增广、修改、重编、合编,以及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等等。李零先生在余嘉锡先生所讲古书通例、李先生对古书的反思基础上,依据简帛古书,对古书体例进行重新归纳,约为八项。

  基于对古书成书、传流与体例的新认识,大量古文献辨证、定性呈现“伪→真”的倾向。这看似是一种“保守”甚至“退步”,实际是在新的学术背景、条件下,学术研究由粗而细、由疏而密、由泛而精的一种进步趋势。这一趋向的影响与意义,已不局限于对某部典籍的真伪辨证,而系直指辨伪方法、范式的反思和检讨,其对《古文尚书》问题的探讨,自也将显示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二、郭店简、上博简引《书》与《古文尚书》问题的新进展

  郭店简《缁衣》《成之闻之》,上博简《缁衣》,多次征引《尚书》,包括《古文尚书》,使学界得见战国古文《尚书》的部分原貌,引起广泛关注。

  《成之闻之》篇有“《大禹》曰:‘予兹宅天心’”语,不见于今本《尚书》,其篇名则与古文《大禹谟》相近。廖名春先生认为,“大禹曰”内容当属于先秦《尚书·大禹谟》,为《古文尚书》晚出的又一铁证。李学勤先生认为《大禹》即是《大禹谟》,举《孔丛子·论书》、郑玄注《书序》等为证,又引《春秋左传》哀公六年孔子论楚昭王语,指出《大禹谟》《五子之歌》可能与《成之闻之》存在内在思想联系。郭沂先生同意李先生观点,并举《大禹谟》“小序”言“作《大禹》《皋陶谟》《益稷》”为证。

  刘义峰先生认为不宜将两者“对号入座”,为慎重起见,应将“大禹曰”归入佚篇之文。他认为,先秦《尚书》传流远较我们所知的复杂,既存在不同篇名反映同一内容的现象,也存在篇名相同而内容各异的情形。夏禹作为重要的先王,事迹流传广泛,必有多种传本。

  王世舜先生指出,由郭店竹简引《诗》与今、古文《尚书》,可证《古文尚书》与《诗》《今文尚书》一样,在战国中期即已流行,而两汉及魏晋时期的《古文尚书》,很可能就是战国《古文尚书》的传本。

  郭店简、上博简中均有《缁衣》篇,与《礼记·缁衣》对应。姜广辉先生推测,古文《咸有一德》《君牙》《君陈》等,当系后人抄撮今本《缁衣》引文,敷衍而成。吕绍纲先生则认为这些篇章未必抄自《缁衣》,而是有源自先秦古文的可能,并认为清人关于古文《尚书》乃东晋人伪作的结论并非无懈可击,仍可再作讨论。

  虞万里先生在具体比较《缁衣》与《古文尚书》相关各篇基础上,指出很难证明《古文尚书》袭取《缁衣》文句而另造新篇。虞氏总结先秦两汉间《尚书》传流的若干特征,有篇名称谓不同,编次不同,用字不同,甚至错认、错写、省变、残泐,等等。且进而指出,东晋《古文尚书》在文字、篇次上有其独立立场,并非一味摭拾文献引文造作新篇。

  三、出土文献引《书》与《古文尚书》问题的再思考

  初步来看,郭店简、上博简引《书》材料在数量上并不算多,然其内涵却不容小觑。值得深思的是,面对相同且有限的材料,学者间却形成截然相反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歧见仍与清初以降《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的壁垒有关。至于其研究方法、结论之得失,则应结合对古书的反思这一背景加以衡量。

  现代学者对古书的反思的重要一点,就是认识到古书成书的复杂性,并对其传流、传本等问题进行相对具体、细致的探讨。显然,吕绍纲、刘义峰、王世舜、虞万里等先生已触及并进入这一研究层面。

  通过这些研究,学界进一步认识到先秦、两汉《尚书》传流的复杂性。立足于这一新阶段与新视角,重新审视《古文尚书》问题,已不宜简单地以“真伪”对其加以评判和定性。以发展、务实的眼光看来,当下《古文尚书》问题研究,应落脚于对其渊源、流变、成书等具体问题的探讨上。

  在此,我们认为至少应厘清四个阶段或方面的认识:

  ⒈王官传统与《尚书》的起源问题

  “学在王官”,《尚书》源于史官职守,承载历代先王之道,也是史官所以赞治的工具和途径。将《尚书》渊源定位于此,才能澄清其本质,立于审视其传流的最初基点,也才能理解此后《尚书》传流中形式趋“变”与本质趋“恒”的辩证关系。

  ⒉东周时期的《尚书》类文献传流

  地下发现只是当时流行文献的残存,东周时期的《尚书》类文献传流较我们所见远为繁复。王室衰微,王官之学下移、扩散,使《尚书》类文献传流呈现多线多样、多本别传的多元状态。在此过程中,各国间的不同政治取向、地域文化差异以及阅读和抄写习惯的不同等,都会对《尚书》文本的衍化、变异产生重要影响。

  ⒊孔子与《尚书》的关系

  孔子整理《尚书》,对其文本发生重要影响:一为选材,上断于尧,下迄秦穆公,择取有关王道治法,具备政治教化意义者,约得百篇;二为编次,即分编序次;三为补缀,典籍称“诗、书缺”,孔子可能对部分书篇进行补缀、修饰。经此整理,《尚书》传流史上出现第一个定本。汉代孔壁所出《古文尚书》,就是孔门《尚书》之遗。

  ⒋孔安国与《古文尚书》关系

  《古文尚书》各本,导源于孔壁所出古文《尚书》。孔安国与其关系,比如如何“隶古定”,“以今文字写之”,以及献书经过等,均缺乏细致研究。现应综合各种记载,加以辩证地考察。

  由此四方面的综合认识,可收到既辨章《尚书》学统,又考镜其文本传流之效。在此基础上,或反思《古文尚书》问题,或审视相关新出土文献,均将立于更为宏阔的新起点和新视角。

责任编辑:肖楠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粽香情浓话端午

扫描二维码进入

“青年之声”微信

扫描二维码进入

中国青年网微博

扫描二维码进入

"畅想星声"全国大学生

网络歌唱大赛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