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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兴”与经学学术

发稿时间:2013-09-11 09:50:00 来源: 《光明日报》 中国青年网

  同治帝在位期间,晚清中国在长久积弱之后出现了一段短暂的复振,史称“同治中兴”。这段时间政治相对安定,经济有所恢复,外交获得喘息之机,新兴的军事工业开始建设发展,文化教育也体现出相当的活力。地方督抚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中央政府以恭亲王、文祥等为主,“中兴名臣”上下努力,使得古老文明于衰败至极的地步得以恢复和延续。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同治中兴”在“急务”和“下手工夫”方面的努力和成绩,其实“同治中兴”在思想文化的意义上也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内容。曾国藩等“中兴名臣”积极倡导复兴书院教育,在大兴科举、网罗人才的同时,也着手兴办新式教育,在组织翻译西洋学术著作的同时,也通过金陵书局等机构有计划地主持经典学术著作的刊刻出版。这些举措都在客观上推进了晚清学术研究(包括经典研究)的发展与转型。

  同治年间的经典研究既承续乾、嘉、道、咸“长于求是”而“征其文明”(章太炎语)的经学传统,又在古今、新旧之间“具扶微补绝之心而非牢守一家”(章太炎语),从而形成了开放与均衡的经学学术生态。这其中,“中兴名臣”本身的学术格局阔大也有楷模学林之功。曾国藩之所谓“经术”已经从传统的儒家经典拓展到“禹、墨、老、庄”,皆尊之为“圣人”,“可师不可弃”,具有强烈的典籍重构意味。其《圣贤画像记》作于咸丰九年,选取三十三位圣贤先儒,体现出会通汉宋、调和今古的学术襟抱,开启了同治经学研究的新风尚。王国维说道咸以来之学“言经者及今文”,在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间,同治年间的经典研究能够均衡发展、不偏一隅。仅以曾国藩幕府及友人群体为考察对象,古文经学家俞樾、陈奂、莫友芝等的经学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今文经学为矫古学考订之偏,提出“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匡时”的学术纲领。湖湘今文经学的崛起,也是同治年间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王闿运远继湖湘学派以魏源为代表的经学传统,在同治年间撰写了《春秋事比》《谷梁申义》《尚书大传注》《今古文尚书笺》《诗补笺》等经学著作,兼采今古文经学传说,辨析旧疏之误,颇多心得独到之处。王先谦在同治年间已开始撰写《三家诗义通绎》,究心齐、鲁、韩诗逸说,章太炎赞其“通知法式,能辨真妄,比辑章句,秩如有条”。同治年间今古文经学的发展都深沾曾国藩治学理路的泽惠,并因而成为“同治中兴”泽及文教的一项例证。

  以固有的经典思想格局权衡西学,是同治学术的一个显要特征。曾国藩于咸丰十年延续近代士大夫会通中西的思想传统,再次提出“识夷情”、“师夷智”的主张。冯桂芬本来是经学家,代表作为《说文解字段注考证》。他与曾国藩过从甚密,其中西学术的观点深受曾的影响。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无论“人无弃材”等四项标准,还是“道在反求”的解决方略,都来自轴心期的经典学术固有的宏阔眼界。“三代圣王之法”的经典智慧也支持了近儒老实承认“不如夷”的理性与清醒。曾国藩极赞赏《校邠庐抗议》,称其“释古今之纷”,“是名儒之论”。郭嵩焘也以礼学名家的经典眼光审视欧西社会生态,提出“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为中西学术共通之精义,并赞赏欧西科学的发达,谓“此邦格致之学,无奇不备,可以弥天地之憾”。同光之际的开明士大夫能够以旧学根柢,理解新学之奥妙,也是因为经典思想格局当中本有通变日新的意蕴与潜能。试举一例:张之洞撰成于光绪元年的《书目答问》体例恢弘,指引门径,嘉、道、咸、同四朝的经典研究至此得到比较完整的总结。而其作于光绪二十一年的《劝学篇》则以“权衡新旧”为宗旨,《外篇》已基本囊括同光之际新学的主要内容,并“察其是非损益”,对欧西新学的理解是深刻的。

  同治时期经学学术的新变,是“经济之学”的独立。曾国藩早年与唐鉴、倭仁研习义理之学,但并不认同他们的“经济之学在义理之内”的看法,而主张“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曾国藩“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并欲补修《五礼通考》而增“盐漕赋税”一编,其实是以礼学为枢纽,统和连结形而上的道德心性与形而下的经世致用。这正是曾国藩与那些对抗“中兴”新政的迂阔理学家们的区别。曾国藩的“经济之学”能够不废经典的依据,又在“孔门四科”中挺立其相对的独立地位,既有效回应了时代的现实挑战,又丰富和发展了道咸以来的经典研究。郭嵩焘对《礼记》的研究和对经世之学的贡献都是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前行的结果。

  “同治中兴”的学术际遇肇始于一种偶然中的必然。在中学的深湛学术传统尚未完全失落,而西学的新鲜活力因素也尚未“定于一尊”之时,“大变局”的因缘际会造就了“同治中兴”时期的开放而均衡的学术生态。此后,由于整个民族承受着“亡国灭种”的压力,不得不聚焦于“救亡图存”方略的抉择,经学的学术转型也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一度走向《孔子改制考》式的急进与失衡、仓促与不安。今日重温同治年间经学研究的这一段历史,无论是其开放、均衡的学术生态结构本身,还是其成绩与教训背后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作者单位:吉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张逸群(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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