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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的“中国式上访”

发稿时间:2013-08-18 14:41:00 来源: 凤凰网 中国青年网

  历代中央政权对于各地民众的越级上访上诉,绝大多数只能发还各地自行处理,所以很难走出层层批转、官官相护、让老百姓绕来绕去绕不出头的怪圈。

  “上访”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意表述方式。古史记载,尧舜时,朝前树立旌幡,民众对政务有所建言,都可来旌下陈述。此外,各交通要道都竖立“谤木”,让大家在上面书写情况反映或对施政者的批评。“谤”就是指责过失。到了国家制度已臻完备的西周,谤木古制依旧,又添了肺石:在朝门外挂一块形状如肺的石头,凡“穷民”、“孤独老幼”等弱势者有所申诉的,都可以到肺石下投诉。悬石如肺,是因为肺乃支配发声的器官,声音发出来,才能传达民众的呼吁。

  历朝各代多重视民众上访

  除指定受理信访部门以外,许多朝代还存在诣阙、拦舆、挝鼓等直达金銮殿的快通道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听取上访不仅可以使朝廷直接获取真实的社情民意,还可以藉此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提升中央集权,所以历朝各代多重视民众上访。比如,唐代除了设置匦使院专门受理信访外,尚书省也有接待民众赴京陈告的职责,《唐会要》中还记载有唐肃宗时的宰相戴至德亲自接待上访、当面听取老妪陈词的故事。假使有关部门不受理陈告或拖延不办,民众还可以到御史台投诉。

  除指定受理信访部门以外,许多朝代还存在诣阙、拦舆、挝鼓等直达金銮殿的快通道。

  诣阙,亦称叩阍,即直接向最高当局请愿投诉。据王符《潜夫论》所述,这条捷径汉代就有。隋唐以来,随着接访机制逐渐完备,民众赴京上访概由专门机构接待受状,一般不得再直接叩阍,但也不是绝对没有。比如北宋建国初期,太祖赵匡胤常亲自受理民众上访,乾德二年(964年),全国清丈土地以定税赋,馆陶县民郭贽诣阙举报当地丈田不均,有人买通官府隐瞒田地。赵匡胤派人去查,所诉皆实,馆陶县令程迪被处决杖,流放海岛;主持全国清丈工作的常准被降两级。

  拦舆,亦称遮道、邀车驾,也是直接诉诸于最高当局。西汉初,汉高祖刘邦征伐英布回京,关中民众纷纷遮道挡驾,投诉相国萧何以廉价强买人民田宅数千万,刘邦将诉状全部收下,回宫后当面交给萧何,要他亲自向人民谢罪。

  挝鼓,就是搥击登闻鼓。登闻鼓汉代已有,悬挂在宫门口的公车署里。长吏失职,民有冤抑,总领四方吏民信访事务的公车署又不起作用,“则来击此鼓以达于王”,总之就是鼓声咚咚,直传大内,谁都瞒不住拦不下,人民的申诉便可及时上达天听了。宋代哲宗时,皇太后娘家欲在坟地上盖庙,户部尚书蔡京为讨好皇太后,规划将周边老百姓的田地房屋全占下来。不肯动拆迁的老百姓请求开封府主持公道,“又挝鼓上诉”,结果是蔡京被“罚金二十厅”。

  上访者有多少是实现或接近实现上访初衷?

  民众的越级上访上诉很难走出层层批转、官官相护、让老百姓绕来绕去绕不出头的怪圈

  赴京上访机制齐全,途径多样,权利义务各有明文规定,真是花好稻好,但最终能有多少是实现或接近实现上访者初衷的呢?好像历代都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清代道光元年(1821年)八月,继位才一年的新皇帝抱怨说:现在来京申告的人络绎不绝,朕不可能都派大员查办,不得不仍交本省督抚处理,待奏报结果,“则诬控者十居八九”。虽说近日民情刁诈,常会出现诬陷捏造的事,但是总不会没有确实是含冤负屈希望伸张的人吧。而今冷静分析一下,又觉得这个“十居八九”的比例其实并不怎么令人惊讶:历史上任何时段上访者激速增加,一般总不脱藐视民瘼、因循瞻徇、推诿拖延、碌碌无位、官官相护、司法舞弊等缘故,这些恰恰都是官僚体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痼疾,既然制造上访和处理上访本质上是同一个机制,这个结果原本是可以预料的。

  且拿诣阙、挝鼓、拦舆这些直快通道论,可以列举许多积极作用,还可以排比许多令人听之感动的事例,但是承担军国大计裁断的最高当局不可能总陷在这些事务里,所以虽说是直快通道,但绝大多数还得委托其他人处理。然则就这么一转手,七折八扣便势不可免。最常见的是因循敷衍,有照章办事的形式,无实心任事的效能。如唐代高宗时,交州都督郎余庆聚敛无度,民众诣阙控告,中央先后派过十个专使来调查,全受郎都督蒙弊,没能查知真实情况,最后还是委托广州都督陈善弘办案,才使其交代服罪,你说这十个中央专使是干什么的?

  站在被民众投诉的地方官吏一边看,官官相护更是万年不易的传统。由于派专使出京查办成本太高等缘故,历代中央政权对于各地民众的越级上访上诉,绝大多数只能发还各地自行处理,所以很难走出层层批转、官官相护、让老百姓绕来绕去绕不出头的怪圈。

  古代政府的截访招数

  截访之事至晚北宋已有,清代的地方官最聪明,多以其他罪名先把赴京陈告者关起来

  换一个角度看,等到中央受理民众投诉后层层批转下来,再求徇顾私情互为庇护,总嫌被动了一点,所以有些官吏应对民众赴京尚有更主动的措施,就是对上访者实行围追堵截,使之无法达到目的,简称截访。

  截访之事至晚北宋已有,熙宁变法时期,主管河北路河防水利事务的中央特派员(制置河北河防水利)程昉在王安石支持下,大兴引水淤田工程。原武、雍丘等县的老百姓因为淤田淹毁了许多农田、房舍和坟墓,伤害秋稼,又无门投诉,便结成上访团去京师告状。程昉听说后,急忙命令这些县邑的领导赶紧把赴京上访团全部追回来,要处罚他们。上访团怕杖责,忙撒谎说我们去京城是要感谢政府引水淤田。结果是程昉的人替代上访团写了感谢信,再派两个吏员代表大家去京师登闻鼓院投递。当时王安石开心得不得了,谁要是再指责程昉在河北瞎胡搞,他就能理直气壮地为之辩护了。以后,随着各方弹章交劾,淤田清水损害民田的真相终于为中央所知,发文件给当地农民免去一种税负作为补偿(《宋史》卷九十五),但是追截民众上访的官吏好像都没有被追究。

  清代的地方官最聪明,多以其他罪名先把赴京陈告者关起来。盖基层百姓上访,一般多因州县官吏违法聚敛、科派勒折、漕粮浮收、侵蚀赈银等严重危害群众经济利益的劣政引起,但是以绝大多数乡野小农的经济能力、文化水准和社会阅历,千里迢迢赴京告状谈何容易?所以史料中所见清代农民越级上访,多是大家出钱湊盘缠,推举几个有点笔墨、见过世面的人,由他们带上众人署名画押的申状赴京投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清代法律在认可人民上诉上访权利的同时,又有不许刁民“假地方公事聚众联谋、约会抗粮、聚钱构讼”,以及“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扛帮赴京”等罪名和刑罚,简直就像是为赴京投诉的准备过程度身定做似的,结果这些罪名都成了地方官截访的杀手锏,事实就是许多受众人“凑给盘费钱文赴京控告”的出头人物还没走进京门,就被州县当作聚众约会、敛钱构讼的“刁民”,申府申省,“严饬勒限严拿,不使稍有漏网”了。

  话分两头,刁民确实有,比如北宋募民告官违法隐欺,不免被刁民钻空子,“或恐喝求财,或因报私怨”,最后只好停止有奖募告。再如朱元璋创建的鼓励老百姓将害民官吏直接揪送京师的规定,大概在实践中也有不少在当局看来是副作用的现象,所以到明仁宗继位后就改口了。讲透了这就是皇权与官僚的博弈,皇权不仅需要通过下情上达的管道掌握信息,也需要借助民众来加强对官僚的监督与控制,但同时又得防止刁民奸人趁机纠众滋事,挟制官府,扰乱统治秩序。这个制衡把握起来很不容易,官昏民刁,一头多压一点那一头就会翘起来,这就叫体制性尴尬吧。

责任编辑:张逸群(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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