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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外王"打造中国文化的内在

发稿时间:2013-08-12 16:06:00 来源: 光明日报 中国青年网

  中国的政治文化,自古坚守的就是从“内圣”到“外王”的内外贯通之路。内圣无方,则外王不达。至于“内圣”的方法,就是执政者要在自身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上下足功夫,以仁人求仁政,以德行求德教。这种反身内求和自我升华的精神,不仅打造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内在超越品格,而且也成为了今天最有意义的资政镜鉴。

  三省吾身

  中国文化自古强调政治与道德统一,主张二者须臾不能分离。国家的治乱、吏治的好坏,关键就在于什么样的人为政。正因为此,《大学》开篇第一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对普通人而言,“明德”、“修身”仅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目的是为了知书达理,能在社会上立足。而对于执政者而言,“修身为本”则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因为执政者只有“修己”,才能真正做到“安人”、“安百姓”。如果执政者德行不修、作风不正,而又要求百姓提高觉悟和修养,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立正推化,必在推诚。加强道德修养,贵在自觉,关键在于正心诚意,自省自律。孔门弟子曾子所讲的“日三省吾身”,指的正是这种自我反思、自我反省的意识。后来,“慎独”功夫更是成了仁人君子加强自我修养的不二法门。所谓“独”,是说外在的监督和束缚全部消失,人处于“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境地。而人之所以要“慎其独”,是因为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最隐蔽的地方最能看出人的品质,最微小的事情最能显示人的灵魂。所以,君子越是个人独处,无人监督,越要小心谨慎地行事,时刻检讨自己是否保持了操守和品格,是否做到了面对自己的影子也不惭愧。

  比如,东汉安帝时的荆州刺使杨震,在史书上以“性公廉,不受私谒”著称。他去荆州赴任,道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为表示对杨震当年提携之恩的感谢,乘夜给他送去十两金子,并说:“天黑,无人知晓。”杨震当即批评他:“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听了杨震的一番话,“羞愧而出”。

  忘己济人,不吝改过。自省自律之外,为政者还要善于自我批评和检讨。《左传》记载,鲁庄公十一年秋天,宋国遭遇大水灾,鲁庄公派使者前去慰问。宋闵公对来使说:“都是因为我对上天不诚敬,上天才降下了灾难。让贵国国君担忧了,真是感激不尽。”本来,宋国遭遇水灾,是天灾而非人祸,宋闵公并无责任。但宋闵公却主动罪责自己,做了自我批评。后来,鲁国大夫臧文仲听到了宋闵公的这些话,非常感慨地说:“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可见,君主是否敢于“罪己”,是否具有自我批评精神,已经不再是纯粹个人的行为,而是会直接影响到王朝的兴衰安危的历史定律。这条定律,就像周期律一样受到后世的重视,成为资治的重要镜鉴。

  闻过则喜

  古人有“闻过则喜”的名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而善于接纳别人的批评和建议,恰恰是改正错误的关键。在中国历史上,子路“闻过则喜”、大禹“闻过则拜”、大舜“善与人同”。他们都是善于接受别人批评、敢于承认自己错误的典范。

  当然,面对批评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其间所经历的尴尬可想而知。但是,不经历这一过程,就无法实现自我净化、自我革新和自我提升。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曾将这一过程比喻为“分娩前的阵痛”,虽一时痛苦,但诞生的却是新生的力量。韩非子在《外储说》中也说:“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意思是说,药虽然苦,但聪明的人会因大夫的劝告而喝下。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把药吃了,自己的病才会痊愈。同样,大臣进忠言时,虽然听着不顺耳,但贤明的君主还是会听的,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听了这些金玉良言,才能改正错误,成就事功。

  可见,是否善于接纳别人的批评,也是衡量执政者开明与否的重要标准。春秋时期,子思游历至卫国,对卫侯说:“你的卫国离灭亡不远了。”卫侯问:“为什么?”子思对曰:“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卿大夫都不敢矫正其中的错误;卿大夫认为正确的事情,平民百姓都不敢矫正其中的错误。君臣都自我感觉良好,而下属又大肆奉承附和,不附和的大祸就要临头。这样的国家,还会持续多久呢?”在这里,卫侯“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已”,而手下的大臣“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最终助长的是歪风邪气,压制的箴言正气。正如子思得出的结论:“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

  而唐太宗李世民却不一样。他善于纳谏,专爱听逆耳之言。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明智,有的昏庸?”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能明智;只听一面之辞,就会昏庸。”

  据说,为了帮助太宗改正过失,仅魏征一人一生中就向太宗进谏了200多次,有些批评甚至还非常尖锐,而李世民都接受了下来。一位是敢于直谏的臣子,一位是善于接受批评的君主,太宗与魏征的故事,在历史上才被传为佳话。魏征死后,太宗十分难过。他对朝臣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这句话,估计是对魏征功绩最充分的肯定,也是对“贞观之治”盛世风景的最好注解。

  下接地气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执政者在提高自身修养的同时,更要尊重民意、体察民情,从而观察政治得失,调整政治方针。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要广开言路,下接地气。

  古希腊神话中有英雄安泰的故事。安泰是大地的儿子。只要身体不离开大地,他就拥有无穷的力量,所向无敌。有一次,勇士赫剌克勒斯在同他角力时,把他打倒了三次,终于找到了他拥有力量的秘密,于是用强有力的手臂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掐死了他。

  下接地气,就是执政者在做出重大政治决定之前,要重视听取人民的意见,而不是仅仅听取左右官员的意见。春秋时期,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说:“自从你到即墨任官,每天都有指责你的话传来。然而我派人去即墨察看,却是田土开辟整治,百姓丰足,官府无事,东方因而十分安定。我知道这是你不善于巴结奉承我左右内臣的缘故。”于是封赐即墨大夫享用一万户的俸禄。齐威王又召见阿地大夫说:“自从你到阿地镇守,每天都有称赞你的好话传来。但我派人前去察看阿地,只见田地荒芜,百姓贫困饥饿。我知道这是你用重金买通我的左右近臣替你说了好话!”当天,齐威王下令烹死阿地大夫及替他说好话的左右近臣。从此,臣僚们再也不敢弄虚作假,都尽力做实事,齐国因此大治,成为了当时最强盛的诸侯国。

  下接地气,获取的不仅仅是力量,还有智慧。因为人民既有无穷的力量,更有无尽的智慧。执政者执政水平的高低,关键是看其是否有总结群众经验、汇集群众智慧的能力。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有一次接见起义将领郑洞国。郑洞国问毛泽东:“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毛泽东答道:“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邓小平同志也曾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汇集民智,作为一种方法论上的要求,关键在于“民本”思想的真正确立。没有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价值观,就不可能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论。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内圣”与“外王”无法真正贯通的根本原因。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为政者唯有真心实意地做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深刻体会到“体用不二”“道器合一”的至理,从而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提高自身的执政智慧和执政能力。(北京外国语大学 祝和军)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秋痕

责任编辑:梁妆妆(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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