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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秋成汉熹平石经简论之:熹平石经的具体情况

发稿时间:2012-04-25 17:15:00 来源: 中国青年网

  主讲人:赵秋成,男,49岁,辽宁沈阳人,工程师。业余爱好古典经、史并百家著作,著有《〈易林〉作者考辨辑解--兼论焦延寿之西汉易学》、《〈子夏易传〉为〈韩氏易传〉辨》、《关于西汉孟喜古文易的再探讨》等论文。潜心研究汉熹平石经多年,基本完成了汉熹平石经的五经恢复。目前正以石经研究为基础,进行汉代今文经文本及经义研究。 

  讲座简介 

  该期讲座以文献和出土文物为基础,对东汉时期的一字石经--熹平石经的刻立、流传到损毁的过程作了详细介绍,对汉代今文经学的流传源流作了梳理,并对石经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及影响作了比较公允的评价。本期讲座分为六小节: 
  一、汉代的经术与博士:主要介绍了汉代的经书的源流传承即各经学博士的设立等情况。 
  二、熹平石经的刊刻因由及经过:主要介绍东汉时期经学的混乱局面以及对五经文字的校订过程、熹平石经的刻立原因及参与人员等。 
  三、熹平石经的具体情况:由于熹平石经已经损毁殆尽,其具体情况已经模糊。本节利用王国维的研究成果,详细考订介绍了熹平石经的经数、石数及排序情况。 
  四、汉石经的损毁并收藏:通过梳理文献的相关记载,对石经摹拓本的流传情况作了考订,对熹平石经的损毁过程、后人对残篇的搜集收藏等情况作了详细介绍。
  五、汉石经经本可参校的出土文献:该节指出了汉熹平石经在校订传世五经文字的作用,以及可与之参校的相关出土文献。 
  六、汉石经的作用并意义:介绍了熹平石经在订正经籍、石经刻立、捶拓及印刷技术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即积极的促进作用。 
  该期讲座运用二重证据法,文献与实物并重,资料丰富,引证翔实,平实通俗,又具有很强的学术及文化气息。 

  汉熹平石经简论 

  所谓“石经”是刻在石头上的经书,根据内容可分为儒经、佛经、道经三种;按形式分有经碑、经幢、经板、摩崖等几种。从时间上看,儒经刻石最早;从数量上看,佛经刻石最多。从文献的流传和完整性上,也是儒、释二家经典刻石的价值最为突出。《熹平石经》是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它是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开始刻,所以被称为“熹平石经”,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刻成,也称“汉石经”;又因为其字体仅为隶书一种字体,故又称“一字石经”。 

第三节:熹平石经的具体情况

  关于熹平石经的经数、石数等具体情况,王国维在《魏石经考》中有很详细的考证,兹将其大体考证的情况介绍如下:

  汉石经经数,《后汉书·灵帝记》、《卢植传》、《儒林传序》、《宦者传》都说是“五经”;《蔡邕传》、《儒林传·张驯下》,则说有“六经”;《隋书·经籍志》则说是“七经”。其书目,《洛阳记》(《后汉书·蔡邕传》注引)列举的有《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论语》五种;《洛阳伽蓝记》列举的有《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种;《隋书·经籍志》列举的则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据拓本);宋时存《诗》、《书》、《仪礼》、《公羊传》、《论语》五种(据残石)。也就是说,此先诸书所记石经经数有五、六、七经之不同。

  关于汉石经的石数,《西征记》(《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九引)说有四十枚,《洛阳记》说有四十六枚,《洛阳伽蓝记》说有四十八碑,《水经注·谷水篇》却认为四十八碑是魏三字石经的数目,《北齐书·文宣帝纪》说有“五十二枚”,也是说法纷异不定。

  王国维认为,经数以《隋志》所记最准确,石数以《洛阳记》所记最准确。《洛阳记》云:

  “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

  其中所记碑之方位、存毁,比《水经注》、《洛阳伽蓝记》详细,说明此书当在郦道元、杨衒之二书之前。惟所记经数有错误:于西行二十八碑中失记鲁《诗》及《春秋》二经;又南行十五碑之《礼记》实指《仪礼》言,这个都可以用诸经字数证之。

  汉石经,据传世宋拓本,《尚书》、《论语》大率每行七十三四字(因古本、今本字数不同,故不能确定其每行有多少字),其它经当大体符合这个标准。又据《洛阳记》载朱超石《与兄书》说,石经高丈许,广四尺,则纵得七十余字者,横当得三十余字。今以一碑卅五行、行七十五字计算,则每碑大约有二千六百二十五字。

  又汉、魏石经皆表里刻字,则每碑得五千二百五十字,二十八碑当得十有四万七千字,而《洛阳记》说西行的《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好像这二十八碑止刻了三经。今据唐石经字数,则《周易》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七字,《尚书》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而汉石经无《伪古文》二十五篇并《孔安国序》,仅得一万八千六百五十字。

  又唐石经,《公羊传》四万四千七百四十八字;汉石经《公羊传》无经文,并《何休序》仅得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三字。三经共七万六百七十字,则十五碑已足以容纳下了,用不到二十八碑。惟加以《诗》四万八百四十八字(据唐石经《毛诗》字数,《鲁诗》字数未必与《毛》同,然当不甚相远。他经放此)、《春秋经》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字(据宋李焘《春秋古经后序》所计),共十有二万八千又九十字,约需二十有五碑。而据《隶释》所载汉石经残字,则《鲁诗》每章之首,与《公羊传》每章之首,皆空一格;又经后各有校记题名,恐正需二十八碑。此西行二十八碑,于《易》、《书》、《公羊传》外当有《诗》、《春秋》二经之证。

  《洛阳记》又说“南行,《礼记》十五碑。”魏晋以前,亦以今之《仪礼》为《礼记》(郑君《诗·采蘩》笺引《少牢馈食礼》、郭璞《尔雅·释诂》注引《士相见礼》、《释言》注引《有司彻》、《释草》注引《丧服传》,皆云《礼记》),非指《小戴礼》之四十九篇。以经字证之,《礼记》九万八千九百九十九字(据唐石经),非汉石十五碑所能容,因为以汉石经每碑字数计算,需要有十九碑;惟《仪礼》五万七千一百一十一字,则需十一碑,其余当为校记题名,此南行十五碑之《礼记》实为《仪礼》之证。又据《仪礼》经文字数计算,仅需十一碑就可容纳,加上校记,也不过十二碑,而说有十五碑,怀疑其他三碑是表奏之类的文字。

  《后汉书》注引陆机《洛阳记》说:“《礼记》碑上有马日磾、蔡邕名。”今洛阳所出残石,有一石有刘宽、堂谿典诸人名,其里面又有诸经博士、郎中姓名,其文甚长,恐怕不是一碑所能容纳的,应当在十五碑之中。

  其所云“东行,《论语》三碑”(原作二碑,顾氏《石经考》引改为三碑。以总数计算,顾改是也),与《论语》字数正合。

  以碑数与经文字数互校,则汉石经经数当为《易》、《书》、《诗》、《礼》(《仪礼》)、《春秋》五经,并《公羊》、《论语》二传,故汉时谓之五经,或谓之六经。《隋志》谓之七经,除《论语》为专经者所兼习,不专门置博士外,其余的都是当时博士所教授的内容。

  其石数当为四十六碑,而《洛阳伽蓝记》所举之《礼记》(后魏时专谓四十九篇者为《礼记》),《隋志》注之梁时《郑氏尚书》八卷,《毛诗》二卷,既非博士所业,又增此三种,则与石数不能相符,这些都可以确定石经里没有这些。

  (本文由国学复兴文化论坛供稿 刊载本文只为传播信息,不代表本站认同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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