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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秋成汉熹平石经简论之:熹平石经的刊刻因由及经过

发稿时间:2012-04-23 15:32:00 来源: 中国青年网

  主讲人:赵秋成,男,49岁,辽宁沈阳人,工程师。业余爱好古典经、史并百家著作,著有《〈易林〉作者考辨辑解--兼论焦延寿之西汉易学》、《〈子夏易传〉为〈韩氏易传〉辨》、《关于西汉孟喜古文易的再探讨》等论文。潜心研究汉熹平石经多年,基本完成了汉熹平石经的五经恢复。目前正以石经研究为基础,进行汉代今文经文本及经义研究。 

  讲座简介 

  该期讲座以文献和出土文物为基础,对东汉时期的一字石经--熹平石经的刻立、流传到损毁的过程作了详细介绍,对汉代今文经学的流传源流作了梳理,并对石经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及影响作了比较公允的评价。本期讲座分为六小节: 
  一、汉代的经术与博士:主要介绍了汉代的经书的源流传承即各经学博士的设立等情况。 
  二、熹平石经的刊刻因由及经过:主要介绍东汉时期经学的混乱局面以及对五经文字的校订过程、熹平石经的刻立原因及参与人员等。 
  三、熹平石经的具体情况:由于熹平石经已经损毁殆尽,其具体情况已经模糊。本节利用王国维的研究成果,详细考订介绍了熹平石经的经数、石数及排序情况。 
  四、汉石经的损毁并收藏:通过梳理文献的相关记载,对石经摹拓本的流传情况作了考订,对熹平石经的损毁过程、后人对残篇的搜集收藏等情况作了详细介绍。
  五、汉石经经本可参校的出土文献:该节指出了汉熹平石经在校订传世五经文字的作用,以及可与之参校的相关出土文献。 
  六、汉石经的作用并意义:介绍了熹平石经在订正经籍、石经刻立、捶拓及印刷技术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即积极的促进作用。 
  该期讲座运用二重证据法,文献与实物并重,资料丰富,引证翔实,平实通俗,又具有很强的学术及文化气息。 

  汉熹平石经简论 

  所谓“石经”是刻在石头上的经书,根据内容可分为儒经、佛经、道经三种;按形式分有经碑、经幢、经板、摩崖等几种。从时间上看,儒经刻石最早;从数量上看,佛经刻石最多。从文献的流传和完整性上,也是儒、释二家经典刻石的价值最为突出。《熹平石经》是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它是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开始刻,所以被称为“熹平石经”,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刻成,也称“汉石经”;又因为其字体仅为隶书一种字体,故又称“一字石经”。 

第二节:熹平石经的刊刻因由及经过

  在这种兴盛的学风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就是所据的五经因为诸家所据本子不同,所解释的经义也有很多差异,纷纭难定,莫衷一是,这让后学者有点无所适从。荀悦《申鉴·时事第二》言:

  “备博士、广太学而祀孔子焉,礼也。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不同,而皆自谓古今,仲尼邈而靡质。昔先师殁而无闻,将谁使折之者!秦之灭学也,书藏于屋壁,义绝于朝野;逮至汉兴,收摭散佚,固已无全学矣。文有磨灭,言有楚、夏,出有先后,或学者先意有所借定,后进相友,弥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违行,而讼者纷如也。执不俱是,比而论之,必有可参者焉。”

  到了汉章帝建初年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花费数月的时间,对五经文字和经义“考详同异”,汉章帝亲临督导,让班固等人负责记录汇总整理,最后撰成《白虎通义》。
  这个时候,古文经已经在学术上有了影响,所以又诏高才生学习《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等古文经,虽然不立学官,但是都提拔为地位比较高讲郎,为皇帝服务。目的是为了网罗遗逸,博存众家。

  汉和帝的时候也经常到东观去看书,倡导经学。

  可是到了邓太后主政的时候,对经学不怎么重视了,管理不善,学者开始懈怠,不思学问。当时有樊准、徐防等人都曾经上书,力陈督促学术的好处,又说现在在儒职上的人很多不称职,于是下诏公卿进行选拔,三署(五官署、左署、右署)郎能通经术的人都获得了起用。

  到了汉安帝即位,看不起学问,不予重视,于是老师懒得讲,学生懒得学,所谓“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校都荒废凋敝。

  汉顺帝的时候,顺帝采纳大臣翟酺奏议,重新扩建太学,“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各郡国的学者、大儒都补为郎和舍人,以此来鼓励学术,重振学风。

  到了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梁太后下诏,命令“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从此游学之风开始盛行,学生曾经达到三万多人。但这个时候对于经义的解释已经非常疏漏,真义丧失,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开始衰落。

  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党锢之祸以后,在朝的高名善士大多被驱逐流放。后来就导致了学术上的忿争,互相告密。也有人私自贿赂兰台管理人员,更改兰台藏书的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造成五经文字和经义的混乱。

  而石经的刊刻,就是为了统一五经文字和经义,达到一致的目的。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于是有了熹平石经。但是《汉书·儒林传》说这石经是“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则是错误的,陆德明《经典释文》也沿用了这个说法,其实都是不对的。汉熹平石经为一字隶书,“三体石经”是魏之所建。
  对于刊刻熹平石经的人员和经过,《后汉书》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刊刻熹平石经的第一功臣是蔡邕(字伯喈),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蔡邕受到司徒桥玄的敬重,被任命为河平长的官职,后来被召回拜为郎中,在东观负责校书,后来又升迁为议郎。蔡邕博学多才,他在校书时发现经书因为辗转流传日久,文字出现了很多错谬,而当时一些文人弄不懂这些文字,在解释时任意穿凿附会,贻误后学。因此,到了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他和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人,上书给灵帝,要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同意了。《后汉书·灵帝纪》说:“(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参与校订五经文字的还有卢植、张驯等人。文字校订确定后,具体是由蔡邕亲自在碑上书写文字,让刻工镌刻,《隋书·经籍志》里说:“后汉镌刻七经,着于石碑,皆蔡邕所书。”

  熹平石经的第二个功臣是宦官李巡。根据《后汉书·宦者吕强传》记载,李巡是汝南汝阳人,灵帝时的宦官。当时在宫中,李巡与济阴丁肃、下邳徐衍、南阳郭耽、北海赵佑都因为清廉忠正被士人所称赞,五人都生活在宫中小巷里,不和别人争夺威势权力。李巡身为宦官,却博学多才,曾经注过《尔雅》。他认为诸位博士监考甲乙科,都互相不服气,为了一争高下,于是不惜泄题徇私,甚至有人贿赂当时的图书馆兰台的管理人员,在所藏的书经上作改动,把符合自己这派经意的文字写上去,以求获得承认。于是,李巡前去向灵帝请求,自愿与诸位大儒共刻《五经》文在石碑上,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就下诏命令蔡邕等人校正石碑文字。自从《五经》被校订之后,争斗的人就渐渐销声匿迹了。现在能看到的汉石经残拓中有“巡欲鑿石正書經字立於太學”的字样,“巡”即李巡,说明李巡的确是奏请并参与刊刻石经的重要人员。

  石经刻成后,立在汉太学门外,供后儒晚学参证。当石碑刚刻立的时候,每天前来观看摹写的车辆都过千,连道路都堵塞了,可见其影响之大,观学者之众,可谓盛况空前。熹平石经的刻立,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举。

  (本文由国学复兴文化论坛供稿 刊载本文只为传播信息,不代表本站认同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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