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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十讲之:走向审美世界的国学

发稿时间:2012-04-01 15:33:00 来源: 中国网 中国青年网

  主讲人:袁济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基地客座教授,西南大学特聘教授。

  在这一讲中,我们接着第四讲《国学与诗兴精神》的内容,继续就国学与审美世界问题进行讨论。如果我们将国学当作中华文化的精髓,便不得不承认,它具有形而上的人生境界与形而下的器用的结合,而审美与文艺境界,则是这种形而上人生境界的凝聚。中国文化关心人生问题,充满世俗情味,但是又不滞泥于尘俗,而是追求更高的境界,由此而决定了中国文化不依赖于宗教的救赎,也能达到人生的超越与精神的皈依,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国学的境界往往存在于审美世界与文艺境界之中。要了解中华文化之神韵,必然要讨论它的最高层次,也就是审美与人生的关系问题,所以在这一讲中,我们就此话题展开论述。

  一、审美与人生问题

  中国文化善于将人生审美化。中国号称礼义之邦,在很早的商周时代,就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南宋理学家朱熹说:“三代之时,礼乐用于朝廷,而下达于闾巷。”(《答陈体仁》)从礼乐的功能来说,礼以别异,乐以合乐,共同组成中华文明的体系和秩序。中华民族因为有了礼乐文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受到世界各国的赞叹,是国学的标志所在。

  中国古代社会用礼乐来美化人生,建立和谐之治,没有礼乐作为基础,和谐社会便无从谈起。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起码礼乐教养的社会,会成为和谐理想的世界。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中指出:“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礼好象画上的线文钩出事物的形象轮廓,使万象昭然有序。孔子曰:‘绘事后素’。‘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宗先生强调中国古代文化以审美与艺术化为旨趣,这是卓有识见的。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礼记》上说:“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中国古老的礼乐文化,直接秉承农业社会人们的自然观与社会观,具备了审美的价值。既然天地以和为美,那么人类社会的礼乐也是秉承天地之和而产生的,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便是这种观念的反映。中国最早体现在礼器与玉器,以及礼乐文化中的美学观念,具有将人伦与天地相贯通的精神蕴涵,小小的玉器与礼器,不仅是装饰与把玩之物,更主要的是由小见大,映射出先民们追求礼乐与天地同和的审美观,具有本体论的价值。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传统礼乐进一步分化与重组,人们开始将诗歌从音乐、舞蹈分离出来,同时又注重其中的内在联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赞扬孔子整理《诗经》时的贡献时指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诗经》与礼乐既相结合,又相独立,以发挥各自不同的效用。孔子强调诗歌与音乐具有陶冶性情之功能,以美化人生,培养人格。孔子认为,所谓人格,首先意味着人性的自我超越,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明确地在这里将道德的境界分为三个层次,即一般知晓,开始喜欢,乐以为之三个层面。孔子曾赞扬其大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孔子赞美颜回的贤达高亮,在于颜回的道德境界已经超越了一般外在约束,而趋于内心的自我满足,而此种自满足,接近于宗教体验与献身境界,它与审美中达到的心理愉悦是相通的。现代新儒学欣赏的孔颜人格,实质上即是这种审美人格境界。孔子在谈到自己的人生境界时也曾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所谓“乐亦在其中矣”,是人在弘道扬义过程中形成的自我尊严感,也是一种审美人生境界。

责任编辑:张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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