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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亲亲相隐”之争

发稿时间:2014-08-28 08:54:33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青年网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顾家宁

  儒学对于不同思想观点的开放性,与批评者对于儒学的开放态度实为一体两面,善意的批评与理性的讨论,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张志强先生《线性思维、化约主义与高台“说教”——评梁涛等学者对“亲亲相隐”等相关文本的误读》(《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一文,对业师梁涛与笔者合撰的《超越立场,回归学理——再谈“亲亲相隐”及相关问题》(《学术月刊》 2013年第8期)一文提出诸多质疑与批评。古人言,“有争气者勿与辩”,学术讨论之意义,在于明辨事理,非为争强求胜。在此,笔者无意逐一回应张志强文中的种种指控,而旨在就“学理”与“义理”两端,重申在“亲亲相隐”问题上的理解与认识,以期深化相关问题的讨论。切磋学理而不争意气,这也正是我们参与这一学术论争的初衷所在。

  “亲亲相隐”学理之争

  “亲亲相隐”之争的核心问题,不在于血缘亲情本身是否正当,而在于血缘亲情与社会道义之间的紧张如何能够得到较为妥善的处理。因此“亲亲相隐”之争从“立场”走向“学理”的关键,就在于从单向度地围绕血缘亲情之正当性展开攻辩,转向对早期儒家究竟主张如何处理亲情与道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做出认真细致的分析。

  对此问题的解答,首先当从“直”字的理解入手。正如业师梁涛反复强调的,在《论语》中,“直”既有直率、率真之意,也指公正、正直。前者指情感之真实,后者指向社会道义,二者既有相通之处,亦各有侧重。由直率、率直到公正、正直,需经过一个发于情而入于理的提升过程。“直”作为一个德目,即代表了这一由“直情”到“直道”的实践过程。由此反观“亲亲相隐”之“直”字,则只能在情感的真实、率直之意义上来理解,若释之为“公正、正直”,无疑意味着在亲情面前放弃了社会道义的职守,这显然不符合儒家理念。对此问题,业师梁涛与笔者在之前的相关文章中,从文献、义理诸角度均已给出了翔实细密的论证,兹不赘述。

  然而,对于我们的上述解读,张志强却一概斥之为预先安排解读顺序的“线性思维”,这就不能不令人费解。首先,以“父子相隐”之“直”为“率直”之说并非笔者发明之新说,而早已为冯友兰等前辈学者所揭示;其次,指出孔子论“直”之不同意涵,以及由“直情”到“直道”的升华,乃是建立在对《论语》文本进行细致分疏、比较之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有着坚实的文本依据。倘若舍此不察,而竟以“线性思维”之类的大帽压人,这是否是学术讨论所应有的理性态度呢?

  张志强如此固执地一再拒绝对“直”字字义进行细致的学理分疏,其中的深层原因恐怕在于,在其思维当中,亲情乃被视作儒家情感论的唯一基础,至于社会正义的诉求,则被视作一种外在之物,正如其所谓“抽象空洞的理”。由此,张志强更进而将笔者与业师梁涛一再提示的早期儒家对于社会正义的关怀斥为一种“情、理二分的高台说教”。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难道在儒家那里,只有亲亲之情才是具体真实的,而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就一定是“外在”、“抽象”、“空洞”的吗?显然并非如此。君不见夫子云,“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孟子言“仁义内在”。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在早期儒家那里,对于社会正义的诉求,同样被视为人情之自然、人心所同然,它并不“抽象”,更不“空洞”。“孝悌”固然是为仁之端,但“亲亲”之爱之所以能够发展为普遍之仁,需要的不仅是孝悌之情的扩充,更在乎义理之节文、规范与提升。

责任编辑: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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