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重视教化，认为人只有通过教化才能懂礼，成为合群的社会人。而在教化方式中，音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孔子认为，对于人的教化，要有三个步骤：“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首先要从学诗开始，然后再学礼立身，最后完成于音乐，成就人的品性。以音乐与礼相比，他甚至认为，音乐的教化作用大于礼的规范作用。音乐在人的教化形式中，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音乐教化人极为独特，如荀子《乐论》所说：“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礼主要是通过形式规范人的行为，所以它对人的作用是外在的，甚至带有强迫的性质。而音乐对人的作用则是内在的，它直接进入人的心灵，打动人的情感，从根本上影响人的思想，人的性情，形成人向美向善的良好品质。

　　孔子的思想，对后来的儒家影响甚大，并逐步形成了儒家的乐教传统。乐教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一，应该给予继承和弘扬。

　　在中国古代，音乐最为重要的功能是礼仪功能，与此相关，乐教的内容之一，是教人以礼。音乐的礼仪功能与教育功能其实是二位一体的，即音乐的教化作用往往融入音乐的礼仪功能之中。不同场合演奏的音乐，是礼仪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音乐配合礼的施行，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礼，使礼由外在的形式融化为人内在的素质，即学会节制性情，自觉合于社会规范。班固《白虎通论·礼乐》说：“王者所以盛礼乐何？节文之喜怒。”礼乐之兴，目的是为了节制人的自然情感。朱熹也说：“先王制礼，所以节人情，抑其太过而济其不及也。”（朱熹《答程允夫》）乐与礼同，声以节情，就是为了“使人心和而不乱”（《刘子·辨乐》），使人性情中正而不乖戾，这就是《礼记·乐记》所说的“知乐则几于礼”的原因。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与此相近，古代的乐教，也特别注重人的中和情感性格的培养，现在的音乐教育仍有继承这一传统的必要。而今，我们过多强调音乐宣泄情感的作用，甚至已经不知道音乐还有节制人的自然情感、使自然的也是粗糙的情感文明化的作用，中国古代的乐教可以帮助我们补上这一课，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一课。

　　中国古代乐教的核心目的在于移风易俗，使社会归于和谐。荀子说：“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如前所论，音乐是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的、感动人的情感的，所以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音乐的教化则不然，它实际上是一种美感教育，通过感官的浸染与熏陶，渐渐地改变人的情感，影响人的性灵。它的影响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其效果巨大，一旦形成就不好逆转。它从改变一个人开始，进而改变更多人，甚至改变世风，影响到风俗的盛衰。因为这个原因，古人又有观乐的传统，即通过听乐来考察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的盛衰。《左传》记载的季札观乐就是显例，而《礼记·乐记》也因此有了“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判断。

　　正因为认识到音乐影响人如此之深之大，所以古人特别关注音乐本体的内容，如歌词（诗）是否雅正，音乐曲调是否淫靡。从孔子就开始关注音乐有无节制，他明确主张“放郑声”，原因是“郑声淫”，即郑地的音乐没有节制，过于淫靡。他心目中最好的音乐是《关雎》，因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由此也形成了一个传统，即一般多提倡雅乐，抑制俗乐。雅乐是朝廷用于郊庙、朝会等国家重大典礼时的音乐，此自是其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因素，就在于雅乐曲调的正大中和，“乐中和而民不流”（《荀子·乐论》）。而来自民间的俗乐，如孔子所排斥的来自桑间濮上的郑卫之音，因其曲调自由活泼而招人喜爱，所以卫灵公听而悦之。但“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同上），“乐者所以致和，非所以为淫也”（《淮南子·本经训》），所以俗乐常常因为曲调过于柔弱无骨而被称为靡靡之音，喜好归喜好，却不为理论所提倡。

　　在当代，音乐已经没有宫廷和民间之别，从逻辑上说也无须辨别雅乐和俗乐，传统乐教中这一内容似乎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事实上，雅俗的分辨对于我们如何拿捏好音乐既感人又教育人向善，即所谓的“善民心”，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毋庸讳言，一些作品歌词充斥着既无形象又无情感内涵的词句，曲调也是一味高亢，缺少变化与美感，这样的作品很难深入人心，感动听众，达到教化的效果。而另一些抒发个人情感的作品，怎样才能引导听众向善向美，也可以从古代乐教中受到启发。现在的音乐作品是否可以抒写个人的小情调，甚至沉溺其中，或爱或恨，已经没有人在意，说明音乐作品早就已经摆脱了题材决定意义的老套。但是任何作品包括写个人小情调的作品，失去了善恶美丑的基本判断，甚而至于以丑为美，以恶代善，其作品传播越广，离善民心的距离也就越远。所以如何做到古代乐教所提倡的移风易俗，对当代音乐来说，还是很讲究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谈到乐教不能不涉及音乐的娱乐功能。严格说来，古代的乐教是排斥音乐的娱乐功能的。“乐者，所以节乐。”（《史记·乐书》）“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记·乐记》）“先王闻五声、播八音，非苟欲愉心娱耳，听其铿锵而已。”（《刘子·辨乐》）作乐的目的不是为了娱乐，恰恰相反是为了节制人追求快乐的欲望。此一思想也被现代的一些音乐人所接受，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序》就说：“音乐之功用，不是拿来悦耳娱心，而在引导民众思想向上。”此与古人如出一辙。这种否定音乐娱乐功能的见解，显然是一种偏见，已经过时。因为实际情况是，音乐从其发生那天起就带有娱乐的性质。对于音乐的娱乐性，古人不是不知道，其实认识很清楚，“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和“非苟欲愉心娱耳”，很显然承认音乐是有娱乐性的，但关键是古代乐教否认了音乐娱乐功能的正当性。今天看来，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从而否定它的娱乐作用，这样认识音乐的功能属性是不科学的。一般来说，音乐的教化作用常常是寓于娱乐之中的，欣赏音乐首先获得的就是感官的愉悦，善与美的内涵是通过感官的体验而获得的。退一步说，寓教于乐也总比干巴巴的说教效果更好。

　　偏见归偏见，但是对今日那些只追求音乐的娱乐性、忽视音乐熏陶引导人向美向善教化作用的音乐，乐教的这一内容也并非完全失去了它的价值。

　　总之，当代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清理与继承，当代音乐的发展也是如此，要对流传下来的传统音乐和音乐理论进行清理，对剥离出来的优秀作品和理论加以继承。总体看，古代的乐教传统，还存在诸多颇有价值和富有启示意义的内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弘扬。

　　作者：宋静（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20日 11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